从“宝玉上义学”说起/他们为何闹学
文章作者:钱汉明 发布时间: 2015/3/4 浏览:702 字体:

    【编者按】  钱汉明老师是原平湖市百花小学校长,是我市教育界的行家里手。这也形成了他关注《红楼梦》中“义学”与“闹学”等教育问题的特殊视角。阅读过本专栏钱汉明老师两文,就可以知道 “义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他们为何闹学》一文中,他指出乾隆五年(1740)明令禁止鸡奸或同性恋,将同性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无论自愿与否一律刑事化,对强行行为,不管是否杀人,为首者“斩立决”。曹雪芹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冒死把同性恋内容写入此书。因此,他说“我对曹雪芹的著作权产生怀疑!《红楼梦》著作者当另有他人。”这确是发人深思的。

从“宝玉上义学”说起——再读《红楼梦》第九回有感

● 钱汉明

    贾宝玉终于又上学了!荣国府里是一番高兴。

    此回一开始不惜用两三个页面的篇幅、一千多字,详细叙述贾宝玉上学前,从“是日一早”到“天也将饭时”的复杂的辞别过程。书中还说,“这贾家之义学,离此也不甚远,不过一里之遥,原系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即入此中肄业。”如这一回的主要人物秦钟、金荣等均是贾府“本族人丁与些亲戚的子弟”,托人说情引荐而入学的。

    文中所说的“义学”,是学塾的一种。学塾分社学、义学和私塾三种。也有人认为,可分为社学和私塾,义学包括在私塾里。

    社学为元、明、清三代的官办地方学校,元制50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书;明代各府、州、县皆立社学,教育15岁以下之幼童;清初时令各直省的府、州、县置社学,每乡置社学一所,社师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充补。社学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地方文教机关。

    义学亦称“义塾”,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免费教育。一般招收主办者的族人、亲友或乡里子弟,故又称村塾、族塾、宗塾,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宝玉将上之学就是这一类。

    私塾是指由塾师自行设馆教授生徒的一种办学形式,又称门馆、学馆、书屋等。也有富贵之家聘请名师宿儒在家教读子弟的,称坐馆或家塾。著名散文家周作人认为,私人办的学塾“主要有家塾和私塾:家塾设在主人家,请先生来教;私塾设在先生家里,招集学生来走读”(《知堂回想录·三味书屋》)。秦钟和宝玉原先都是在家塾中延师授课,实行一对一的教学。后来一个业师病故,一个业师上年回家去了,至今未回,“也现荒废着”,所以两人计议同入义学读书。私塾多为蒙学程度,以自设馆为多。李国钧教授在《明清蒙学教育评述》中认为:“明清时期,广大农村和城镇的一些儿童,或者少年,特别是一般的贫寒子弟,能够读书识字受到一点教育,多不是在官学,而是在私塾中进行的。”

    社学、义学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官署拨给、个人捐助或乡里集资。书中在介绍贾府义学经费来源时是这样说的:“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供给银两,按俸之多寡帮助,为学中之费。”私塾的经费则由塾师直接向学童家长收取。

    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由于历代统治者都认为教育子女是家长的职责,所以只是提倡、引导而已,并不干预,这促成了私塾在民间的自由发展,而科举制度的出现更推动了私塾的兴盛,两千余年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启蒙学童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笔者所在的平湖市为县级市。教育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宋淳祐年间。城东有东湖十大景点之一的“南村书堆”,高大的石坊上有一副楹联:“胜地自多名俊彦,他乡无此好湖山”,显示平湖人崇尚文化、热衷读书的骄傲。元至正年间,喜好读书、藏书万卷的当湖人张紘、号南村,聚土成堆,邀集书友在此读书、讲学,为后人推重。明李东阳有诗为证:“南村书屋书满车,南村书声声满家。读书不作村学究,身为郎官印好斗。如今只合称书乡,不独书堆人姓张。”

    平湖,鱼米之乡,文化之邦,民风淳朴,耕读传家。学塾源远流长,遍及城乡集镇。

    据《平湖县志》记载,明弘治四年(1491),知县林奇创建5所社学,其中一处在城内德藏寺东南隅;其后在明嘉靖、清康熙年间,当时的知县在县城内又陆续建了4所。

    明嘉靖三十七年,知县陈一谦建义学3所;清乾隆、道光年间,地方官、绅筹款建义学4所;嘉庆八年(1803),乍浦副都统本智为满洲水师兵丁学习汉文创设满洲义学;光绪六年(1880),由县岁拨茶捐480千文,在县城设义学4所,其中设在东门外东林禅院内的义学,刚解放时还存在。去上学时,要给老师200元钱(旧人民币,合新币2分)作为学费。这所学校,小孩子都叫它“200块头”。

    据潘德熙先生在《鸣珂古里人家》一文中介绍平湖名人时说,葛稚威(1867—1936),名嗣彤,一字词蔚。曾官法部主事,后弃官南归,在家乡致力于兴文办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以葛氏宗祠内藏书楼下之三间房屋作校舍,成立了“稚川义塾”,学生名额为30人,均不收学费。稍后改称“稚川学堂”,后又改为“稚川两等小学校”“稚川中学”。稚威先生逝世于1935年,该校则于1937年秋,因日寇侵华,平湖沦陷而结束。

    南宋祥兴二年(1279)名士陆正隐居乍浦陈山,设塾教授生徒。自建县至清末,私塾一直是县内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明末清初,县城较著名的私塾有高克明、徐心斋、颜云伯等处。1934年,全县有私塾19所;1949年上半年,尚有私塾5处;次年,仍有私塾3所,学生103人。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无论社学、私塾,都十分重视老师的水平,要选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人担任,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教育的质量。最早的私塾首推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孔老夫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塾师。然而,塾师的实际文化水平、道德情操悬殊很大,他们当中既有像明末归有光、清代蒲松龄、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贾府“专为训课子弟” 而开办的义学,族中“特共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掌” 。《红楼梦》第八回秦钟的父亲秦业,“知贾家塾中现今司塾的是贾代儒,乃当今之老儒,秦钟此去,学业料必进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悦”。虽然“官囊羞涩,那贾府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贵眼睛,容易拿不出来,为儿子的终身大事,说不得东拼西凑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亲自带了秦钟,来代儒家拜见了。然后听宝玉上学之日,好一同入塾”。足见名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仅数人。招收的既有儿童,也有成人。以儿童为主的私塾,学生六七岁启蒙。入读须主办者同意。入学仪式倒简单,不外乎拜孔子像、拜先生,并同学之间“一一的都互相拜见过”,便可读起书来。鲁迅先生在他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是这样回忆上学第一天情景的: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短短两节,寥寥几笔,把三味书屋的环境,拜孔拜师的场景以及先生的外貌形象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上世纪70年代的教学参考书说,从这段描述里看出了旧教育的死板、枯燥,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虽然我也照本宣讲,内心却怎么也看不出来,倒觉得很温馨、祥和,先生“和蔼”可亲,小学生对先生是发自内心的“恭敬”。如果像贾府的义学里那样,砚瓦与书匣齐飞,长板共马鞭乱舞,这样的“生动活泼”则实在不敢恭维。

    以成人为主的私塾主要教授经学,大多为应付举业。蒙馆之上的经馆、书院等,是追随硕学鸿儒问学的地方,是学问上进的重要处所。以儿童为主的私塾,采用蒙养教本,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其后再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教学是从认方块字开始,以识字、习字和朗读为主,且十分重视学诗作对,因为那是作八股文的基础。文中说,那一日,贾老先生尽管家中有事,早早回去了,临走前也不忘“留下一句七言对联,命学生对了,明日再来上书”。当然,私塾对教材并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可由主办者自行选择或调整,上面说到的清嘉庆八年乍浦副都统本智,就是自行选择教材,让满洲水师兵丁学习汉文;又如贾政了解了宝玉的学习内容后,就让李贵传话学中太爷,“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有人读到“贾政传话” 这一段,认为这是贾政“特别强调基础的重要性”。我却深不以为然。私塾教育的目的是应对考试,中举上榜,师生梦寐以求的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是儒家经典,同为基础教材,何论远近厚薄?只是隋唐时期,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五经》展开的,而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已向《四书》倾斜,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四书集注》曾经是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贾政是熟谙此道的,他是要指点塾师“走近路,别走冤枉路”。

    蒙学教学非常重视朗读和书写。《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神童诗》是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些启蒙教材文辞优雅、条理分明、句子整齐、音节铿锵,适宜朗读。句子读熟了,字也记住了。它充分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强的特点。所谓“读”,就是要大声读,读得琅琅上口,读得滚瓜烂熟直至背诵如流,在读、背中去理解,即“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笔者五十年代初在诸暨山区一村小念书。它原是一所私塾。虽然已解放,经过了改造,但私塾痕迹还很明显:一位又矮又瘦的老先生,二三十个程度参差不齐的学生。老师给一部分人逐句领读时,其他人就写字抄书。这种方法有点像后来的复式教学,所以学生的字一般都不会差,因为练习的时间多。中午每人要临写一大张毛笔字,下午上课前讲评。写得不好的“关夜学”,留下重写。我因为写得还可以,经常得到老师表扬,有时还张贴在教室墙上。后来我对文学和书法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就是得益于那一时期的严格训练。

    读和写是蒙童的主要活动,这是我国两千多年以来汉字启蒙教育最有效、最成功的经验。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忽略了这一特点,是极为可惜的。

    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功课,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私塾也注重蒙童的养成教育,强调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

    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这种启蒙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在历史上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这种形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有不少令人诟病之处:私塾只授语文,知识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严重老化;教学方法是死记硬背,不求理解,采用的是注入式教学;而且动辄体罚和变相体罚,罚站、打手心是常事,摧残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孩子长期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活,束缚了儿童的智力发展,不利于以后融入社会;私塾里少有数学、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妨碍了人的全面发展。

    发展现代教育,才是中国摆脱被动挨打局面的重要途径。私塾的衰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为科举制度服务的私塾教育没有了用武之地,终于走到了尽头,代替它的是以班级授课制为标志的致力于培养孩子全面发展和合作意识、竞争意识的全新的现代教育。

他们为何闹学——三读《红楼梦》第九回有感

    (一)

    贾宝玉终于又上学了!荣国府里,贾母、王夫人并众姐妹们是一番高兴,以为宝玉这下必定勤学苦练,学业长进,功名指日可待。

    且慢高兴!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先前宝玉是那样的厌恶读书。记得吗,不久前,在宁国府里,宝玉倦怠,欲睡中觉时,侄媳“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不看系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及看了这两句,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原来这些字画都是劝人勤学苦读,学会处事做人的。

    曾几何时,一向对读书深恶痛疾的宝玉,现在忽然要“速速作成”上学之事。他对秦钟说:“咱们回来告诉你姐夫姐姐和琏二嫂子。”并说:“你今日回家就禀明令尊,我回去再禀明祖母,再无不速成之理。”缠着贾母,急切地要让秦钟陪他去学塾读书。

    是什么原因呢?

    小说第七回,写贾宝玉和秦钟相见:

    那宝玉只一见了秦钟的人品,心中便如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早得与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秦钟自见了宝玉形容出众,举止不凡,更兼金冠绣服,骄婢侈童,秦钟心中亦自思道:“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爱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与他耳鬓交结,可知‘贫瘘’二字限人,亦世间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你言我语,十来句后,越觉亲密起来。

    这是一般的朋友相见吗?这简直可以和贾宝玉、林黛玉相见媲美。

    原来,急切要上学只是个借口,“醉翁之意不在酒”,为情爱入学,为风流读书才是真。

    且看他们在学堂的表现:

    “自秦、宝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朵儿一般的模样,又见秦钟腼腆温柔,未语面先红,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因他二人更加亲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背地里你言我语,诟谇谣诼,布满书房内外。”

    由此可见,宝玉和秦钟在学堂的相处,“同来同往,同坐同起,愈加亲密”,关系非同寻常,学童们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起了疑,背地里你言我语,诟谇谣诼,布满书房内外”。

    再往下看:“宝玉终是不安本分之人,竟一味的随心所欲”,“更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亲眷,亦未考真名姓,只因生得妩媚风流,满学中都送了他两个外号,一号‘香怜’,一号‘玉爱’……如今宝、秦二人一来,见了他两个,也不免绻缱羡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与宝、秦。因此四人心中虽有情意,只未发迹。每日一入学中,四处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设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遥以心照,却外面自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几个滑贼看出形景来,都背后挤眉弄眼,或咳嗽扬声。这也非止一日。”

    接下去故事的发展是:秦钟香怜恋风流,同学金荣起疑心。流言四起惹口角,群童争斗闹学堂。以至于砚瓦书匣齐飞,门闩马鞭共舞,搞得一片狼藉。

    作者写得真精彩!

    写得最精彩之处,我以为要数作者对那批看热闹的小观众的描述:

    “众顽童也有趁势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也有胆小藏在一边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着手儿乱笑,喝着声儿叫打的。登时间鼎沸起来。” 几个“也有”,把这群小顽童又胆小又要“看火烧望兴”(“兴”,俗语,即“烧得旺”之意)的神态,描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有个物理定律叫“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人们根据这个定律,发明了时速甚至可以高达四百多公里的磁悬浮列车。我一向以为这大致也符合人类的性取向,但这个定律到这里怎么就不灵了呢?

    (二)

    《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薛蟠为争夺一个婢女,怂恿手下恶奴打死冯渊。门子原话是这样说的:“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乡绅之子,名唤冯渊,自幼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产过日子。长到十八九岁上,酷爱男风,最厌女子……”

    文中所说的“男风”即男色,也叫男宠,是指男性之间的情爱现象或同性恋活动。冯渊这人也正是前生“冤”孽,就在要改邪归正、立誓“再不交结男子”时,偏偏“逢”上了薛蟠这个“呆霸王”、“逢”上了贾雨村这个谄媚求荣、忘恩负义的贪酷之吏。他是本书出现的第一例同性恋者。宝玉秦钟的这种超常规的、游走在友情和爱情之间的感情,当属“男风”之列无疑。“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这个书能读得好吗?

    翻阅古书,可以发现,崇尚男风,古已有之,清初更甚,是一种社会风尚。人们习以为常,即使学房里的小孩也知晓。而社会对此又是抱着宽容的态度,达官贵人、骚人墨客们不仅公开流荡优伶,还无拘束地以诗词、文章来吟咏。明末清初著名诗人、那位以写长篇叙事诗《圆圆曲》而名噪一时的吴梅村,在《名伶三曲》之一的《王郎曲》中热情称颂男色:“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声声俱息。移床倚坐看王郎,都似郎与不相识。往昔京师推小宋,外戚田家旧供奉,今只重听王郎歌,不须再把昭文痛。”你看,人们对王郎眷恋得那么如痴如狂,这种迷恋之情,绝不亚于今天的粉丝们对明星的热烈追捧。可见现代社会很难理解并排斥、一度被列为“流氓罪”的这种同性情爱现象,在当时是那样不可思议地流行。

    男风有不少代名词:分桃、龙阳、断袖、安陵……每个名词背后都有一段生动的故事,在典籍中也是有记载的,比如:汉哀帝与董贤共寝,汉哀帝不忍推醒在他衣袖上熟睡的男宠董贤,起身時拔剑割断了衣袖。“断袖之癖”從此成了中国古代描述同性相恋的成语。

    贾宝玉有一套价值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认为“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为什么他在深爱女性的同时,又会对他所欣赏的拥有女性特质的男子流露出不可自拔的迷恋,并有许多瓜葛呢?

    仔细读书,可以发现,“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主要是指贾府内的男人,他们才是些“渣滓浊沫”“混沌浊物”。如果“泥做的骨肉”的男人是贾府之外的如秦钟、北静王、蒋玉涵、柳湘莲之流,他也是“喜欢”并且积极主动和他们交往的。他被贾政“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就是因为他“在外流荡优伶”、做出“无法无天”的事。

    如果将宝玉的这种男男情结划分类型的话,当属于精神上的同性爱。这些男人和他心中的女儿们一样具有相同的高贵品格。与他们之间的暧昧情感,是一种不建立在金钱交易基础上的恋爱,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共鸣,情感上的真挚和谐。宝玉和他们,就如吴梅村和王郎,仅止于欣赏而已。

    含玉而生的宝玉是作者最用心刻画的人物。作者是喜欢宝玉这个形象的,爱屋及乌,对这种现象并不反感,所以既写得津津有味,又曲折隐晦,笔下处处留情,这种暧昧的同性关系不仅没有给我们留下肮脏不堪的感觉,反而觉得富有人情味,很值得同情。最耐人寻味的是,在抓到秦钟与小尼姑智能偷欢证据后,面对鲸卿的哀求,宝玉说:“等一会睡下,再细细的算账。”接着作者对这个夜晚是这样写的:“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账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是何等的卖面子。

    同样是男风,同样是男男情结,那个“呆霸王”薛蟠的“龙阳之兴”却纯粹是以玩弄、侮辱和泄欲为目的,“得新弃旧”“今日爱东,明日爱西”,是一种荒淫奢靡行为。在作者笔下,他的形象是下流的、是粗俗鄙陋的。

    继续往下看:“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后,便知有一家学,学中广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动了‘龙阳’之兴,因此也假来上学读书,不过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白送些束脩礼物与贾代儒,却不曾有一些儿进益,只图结交些契弟。谁想这学内就有好几个小学生,图了薛蟠的银钱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记。更又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一号‘香怜’,一号‘玉爱’。虽都有窃慕之意,将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势,不敢来沾惹。

     “原来这贾瑞最是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每在学中以公报私,勒索子弟们请他,后又附助着薛蟠图些银钱酒肉,一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约,反助纣为虐讨好儿。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爱东,明日爱西,近来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丢开一边。就连金荣也是当日的好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弃了金荣,近日连香、玉亦已见弃。故贾瑞也无了提携帮衬之人,不说薛蟠得新弃旧,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帮衬他……”

     “这贾蔷……心中却忖度一番,想道:‘金荣、贾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向日我又与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头,他们告诉了老薛,我们岂不伤和气?’”

    笔者如此不惜纸张大篇幅抄录,意在说明,尽管在这一回中薛蟠没有出场,但全回处处有他的影子,他的霸王形象非常鲜明,连宝玉都惧怕三分。他是这场闹剧的总祸根子。他在学中的行为,明显是玩乐、是肉欲上的同性性行为那一类,是那个时代上流社会放浪、堕落、颓废现象的缩影。《红楼梦》第七十五回,还描绘了薛蟠的娈童行为。“娈童”是供成年男同性恋作为玩弄对象的少年男子。作者在这里着力贬斥这一无耻嗜好,对这种肮脏淫滥的行为,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是厌恶,是排斥,是憎恨,是鞭挞。

    (三)

    阅读《红楼梦》,可以发现,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竟连篇累牍出现在文本中,除“众学童闹学”外,最典型的要数“薛蟠挨打”“贾链狎男宠”“贾珍嫖象姑(男妓)”。薛蟠和贾府中的贾珍、贾琏等这批纨袴子弟都好这一口。前面说的薛蟠是“偶动了‘龙阳’之兴”“假说来上学……只图结交些契弟” “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记”;贾珍是“风闻得些口声不好” “要避些嫌疑” ,给贾蔷分与房舍,命“搬出宁府,自去立门户过活去”,不做亏心事,何必“避嫌疑”?作者虽然故意不说明白,读者也不难揣摸;贾琏是贾母口中的“下流种子” “好狎邪小厮”,常“选清俊的小厮来出火” ;贾蔷则“斗鸡走狗、赏花阅柳”。连宝玉的书童茗烟也在书房中“撒野”,满嘴淫言秽语,毫无遮掩地公开这些丑行,让“满屋中子弟” 唬的都“怔怔的痴望”。这些都足以证明男风现象在明清时期很盛行。尽管作者大多使用曲笔,但隐约中仍能透露出这些贵族子弟过着的是奸淫乱伦、荒淫无耻的生活。由此而引发的犯罪率大量上升,使之成了社会问题,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了。

    乾隆五年(1740),是清代最后一次修律,将《大清律集解附例》改名为《大清律例》。《大清律例》三十三卷中的“恶徒伙众”例成为历史上最早惩治同性性犯罪的条例。该例全文:“恶徒伙众将良人子弟抢去强行鸡奸者,无论曾否杀人,仍照光棍例,为首者拟斩立决,为从若同奸者俱拟绞监候,余犯问拟发遣。其虽未伙众,因奸将良人子弟杀死及将未至十岁之幼童诱去强行鸡奸者,亦照光棍为首例斩决。如强奸十二岁以下十岁以上幼童者,拟斩监候,和奸者,照奸幼女虽和同强论律拟绞监候。若止一人强行鸡奸并未伤人,拟绞监候,如伤人未死,拟斩监候。其强奸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如和同鸡奸者,照军民相奸例,枷号一个月,杖一百。倘有指称鸡奸诬害等弊,审实,依所诬之罪反坐,至死减一等。罪至斩决者,照恶徒生事行凶例发遣。”(张杰《清代有关同性性犯罪的法律规定及对当前相关立法的启示》)

    从律例中可以看出,清朝为严格加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而出台的这一法令,将同性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无论自愿与否一律刑事化,对强行行为,不管是否杀人,为首者“斩立决”;对幼童犯罪,亦出台了严厉惩罚措施,规定得很具体。

    《红楼梦》成书于哪一年,二百年来一直都有争论。比较成熟的说法是:“第一段著作时期,约在1743年到1752年,至迟到1759年便有了80回抄本,中间还缺两回。80回以后的也有五六段,后来都‘迷失’了。再过三年书没写完,他便死去……曹雪芹是个早慧的天才,他写《红楼梦》的初稿不过二十多岁,到1754年,本书已有‘再评’的本子了。”(俞平伯《红楼梦》简论)

    “《红楼梦》的写作,是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直到作者的逝世……可惜的是,曹雪芹毕竟没有完成他这部呕心沥血的小说,就被贫病夺去了他的富有才华的生命:‘壬午除夕(一说为癸未,即1763年或1764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只有四十几岁就死去了……”(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两位大师在这一点上算是一致了。

    如果按曹雪芹是在1743年、二十多岁开始写稿的,那么,他是在此法令出台不到三年时就开始著书,去洋洋洒洒、细致生动地描写包括同性性犯罪在内的男风现象,而且丝毫未受到任何惩罚。

    这是不可思议的!

    要知道,这样的“顶风作案”,是要杀头的,甚至祸及亲族。因为清朝为巩固满族统治,控制汉人思想,除剃发、易服外,严惩有异己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文字狱是很厉害的。有资料显示,从顺治至乾隆4朝,发生文字狱166起,动辄杀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实行残酷镇压。这期间,尤以乾隆朝为最烈,有130起,47起的案犯被处以极刑,生者凌迟、死者戮尸。如果成书要10年时间,那至少要在1730年前开始写稿。1730年正是雍正八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案案发,只因在奏章里错把“陛”字写成“狴”,又抄出“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的诗句,即照大不敬律斩立决,男性亲族15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越2年,即1732年雍正十年的吕留良案,被雍正皇帝钦定为“大逆”罪名,死后49年,惨遭开棺戮尸枭示之刑,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这些,曹雪芹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冒死顽强地去写此书,因为皇帝是不管你“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格杀勿论。而且那时他最多也只有十几岁,以一个少年甚或儿童的阅历、经历去写这样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是无法想象的。

    我对曹雪芹的著作权产生怀疑!《红楼梦》著作者当另有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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