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杭州土红学研究院研究员谈谈《红楼梦》研究方法问题
文章作者:土默热 发布时间: 2016/5/28 浏览:573 字体:

 

我今天不想和朋友们谈土默热红学的具体内容,我的那几本书朋友们都读过,那些研究成果大家都耳熟能详;只想和朋友们谈一谈《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红学的治学方法问题。这里首先要纠正一个概念:有的朋友要我谈谈红学的研究方法,这是不对的。红学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我是研究《红楼梦》的,不是研究红学的,那些写《红学通史》的人,如陈维昭,才是研究红学的。我的学说叫土默热红学,再怎么新颖,本身毕竟还是红学的一个分支。我要谈的是土默热红学的治学方法,说到底还是我的《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自从红学诞生以来,按照研究方法划分,大体可分为四大流派,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以周汝昌为代表的探佚派,以冯其庸为代表的政治派。严格说,探佚派乃是索隐派和考证派的杂交种,在方法上不能自成一家;政治派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属于阶级斗争红学范畴,应属于非学术之列。当然还有评点派,他们只是评点《红楼梦》,而非研究《红楼梦》,不成其为学说;还有草根红学那些“谐音倒读法”一类研究方法,属于文字游戏,不是学术毋庸评议。所以有史以来的红学,基本上还是索隐、考证两大流派。

索隐派被称为旧红学,历史最为悠久,但从胡适新红学诞生那天起,索隐派便终结了。胡适在1921年写成的《红楼梦考证》,一开篇就批驳了索隐方法的荒谬:“向来研究《红楼梦》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胡适将其称为“笨伯”的“附会”。虽然现在红坛上搞索隐附会者还大有人在,特别是草根红学仍然趋之若鹜,但可以断言,这种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没有一个能形成体系并自圆其说,没有前途。

考证派又称为新红学,为胡适先生所创立。胡适先生创立新红学之初,就断言旧红学是“走错了道路”,那么他的新红学就走对了道路么?恐怕也未必。胡适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首先假设乾隆年间的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然后搜求关于该书“作者与版本”资料加以证实。这种方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容易犯南辕北辙的错误,“假设”错了,“考证”越小心,离目的地就越远;二是这些“作者与版本”的考证,与作品内容无关,与红楼文化无关,严格说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史学研究,属于“红外学”。

俞平伯先生晚年对《红楼梦》研究方法曾作过深刻反思,他在《漫谈红学》一文中说:“《红楼梦》好像断纹琴,却有两种黑漆:一索隐,二考证,自传说是也。……若夫两派,或以某人某事实之,或以曹氏家世比附之,虽偶有触着,而引申之便成障碍,说既不能自圆,舆评亦多不惬。夫断纹古琴,以黑色退光漆漆之,已属大煞风景,而况其膏沐又不能一清似水乎。纵非求深反惑,总为无益之事。”俞平伯先生已经意识到,索隐考证方法都不能自圆其说,属于“无益之事”,以至于“红学家说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即“求深反惑”也。

针对红学现状,刘梦溪先生发出了一声哀叹:百年红学研究至今,“最能体现红学树义的两大流派,索隐派终结了,考证派式微了,剩下的就是一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又都变成了死结。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没有希望”。刘梦溪先生为红学之病诊断的脉象是对的,但开出的药方似乎有待商榷。旧红学将正史和野史乃至野老传说翻了个遍,新红学将曹雪芹的祖宗八代坟墓都掘开了,占有的“材料”不可谓不多,再沿用老方法挖掘“新材料”,依旧没有希望。

严格说,红学的问题不是出在“材料”上,而是出在“方法”上。《红楼梦》本身就是一部小说,小说属于文学范畴,研究小说要立足文学阵地,遵照文学规律,采用文学方法,探求文学结论。索隐方法和考证方法都属于研究经学史学的方法,用在文学研究领域绝非金科玉律。只有从文学作品的思想源流、文化底蕴、文学传承、作品特色、创作冲动、素材来源、审美建构、比较文学等方面加以研究,才能探究到《红楼梦》的创作真相和作品真谛。这就是土默热红学一贯使用的研究方法,我们称之为“文化解析法”,称“文学解析法”亦可。

胡适先生不是宣称“向来研究《红楼梦》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吗?其实包括胡适自己的新红学也走错了道路,而且错得更离谱,更严重,后果更恶劣。方法的错误直接导致了结论的错误,以至于误导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读者,长期以来一直把《红楼梦》当做一部表现乾隆盛世文化、北京旗人文化的作品来品读,以至于与胡适一起开创新红学的俞平伯晚年痛心疾首地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 “《红楼梦》越研究越糊涂”,“红学家说得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最终将《红楼梦》故事解释成为一大堆令人望而生厌的“断滥朝报”。

最有资格说“传统红学走错了道路”这句话的人不是胡适,而是土默热和黄亚洲。土默热红学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找到了《红楼梦》的真正作者,而是在索隐、考证两大流派之外,创新了“文化解析法”,开辟了红学新领域,并运用这一方法,将《红楼梦》还原为“末世文化”、“江南文化”、“世族文化”的产物,还原为使用昆曲手法创作的小说,使《红楼梦》越读越好。黄亚洲正因为是成熟老练的作家,曾任作协主席,通晓文学创作规律和创作方法,所以才最先感受到土默热红学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并提出土红学要在杭州“接地气”的主张。

土默热红学通过对《红楼梦》小说的文化解析,创立了自成体系并自圆其说的“十论”,即晚明气脉论,洪昇著书论,蕉园素材论,西溪背景论,钗盒情缘论,遗民思想论,芹溪托名论,脂砚评点论,假语村言论,浙西发源论。土红十论涉及面很宽,内容很庞杂,归纳一下主要是解决了《红楼梦》研究的三大文学问题:一是《红楼梦》的文化底蕴问题;二是《红楼梦》的文学传承问题;三是《红楼梦》的审美建构问题。说到底就是正本清源,还原《红楼梦》的创作真相和作品真谛,还红楼以“红”,还红学以“学”,还红坛以“文”。

《红楼梦》的文化底蕴问题,是正确解读《红楼梦》的根本问题。土默热红学认为,《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在时代上不是盛世文化而是末世文化;在地域上不是北京文化而是江南文化;在族群上不是旗人文化而是世族文化。《红楼梦》所展示的社会画卷,是“地陷东南”之际这三个文化的交汇点“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杭州的真实生活场景,是“三生石畔”那些才子才女们在亡国破家之际痛苦与迷茫人生的文学真实刻画。这样的《红楼梦》思想格调更清新,艺术品味更醇美,文学形象更隽永。

《红楼梦》不是“盛世危言”而是“末世哀鸣”,对红楼故事的时代、地域、族群背景解析,是正确解读《红楼梦》之本。传统红学将《红楼梦》解读为盛世文化、北京文化、旗人文化,是从胡适考证的那个曹雪芹乃是乾隆年间人、生活在北京、旗人家庭出身出发,从外部强加给《红楼梦》的,这是因果倒置、本末倒置的伪学术,是“强奸”《红楼梦》。只有将《红楼梦》正确还原为末世文化,江南文化,世族文化的产物,从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族群的文化底蕴入手解析鉴定红楼文化,才能正确理解《红楼梦》的作品宗旨和文学情趣。

《红楼梦》的文学传承问题,是正确欣赏《红楼梦》的关键问题。鲁迅先生说:《红楼梦》一出来,传统小说的写法都打破了。打破了什么呢?土默热红学认为,《红楼梦》是明末清初情本文化大潮中的一朵璀璨浪花,这一文化潮图腾的主要标志是昆曲。中国古典小说的体例基本上都是“话本”,而《红楼梦》则是距离话本最远而距离舞台最近的小说,不适合大鼓书艺人去“说”而适合在戏台上“演”,本质上是小说化的“水磨腔”和故事化的“梅村体”,是按照明末清初昆曲“非情不传”、“梦幻交织”、“剧假情真”艺术理念创作的小说。

《红楼梦》创作中受《西厢记》(金批《西厢》)、《牡丹亭》、《相思砚》等传统言情戏剧的影响很深,但对《红楼梦》创作影响最大的戏剧作品,则是清代初期大戏剧家洪昇的剧作。洪昇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长生殿》,《红楼梦》就是《长生殿》的孪生姊妹花,其作品主旨、故事架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基本概念,表现手法,都是《长生殿》旧瓶装新酒,旧谱填新词。红楼故事中,还直接套用了《织锦记》的故事内容,化用了《四婵娟》的情节概念。这种文学传承是其他作家无法模仿或抄袭的,只能证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洪昇。

《红楼梦》的审美建构问题,是正确领悟《红楼梦》的基础问题。《红楼梦》是一部世情小说,只能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出自作者的“亲历亲闻”和亲身感受,经审美建构剪裁缝合而成。土默热红学认为:《红楼梦》作品的文学架构呈献出荣国府、宁国府、大观园三足鼎立的品字形结构。书中荣国府故事取材于洪氏家族发生的“天伦之变”;宁国府故事取材于洪昇遭遇的《长生殿》案;大观园故事取材于康熙南巡高士奇西溪山庄接驾和蕉园姐妹在西溪山庄前身蕉园两结女子诗社。这三组故事的审美建构都是洪昇真实生活的剪裁拼接。

从创作素材上看,土默热红学的洪昇著书论,蕉园素材论,西溪背景论,钗盒情缘论,所论均是关于《红楼梦》的创作素材,是四位一体、首尾相应、互相支持的故事素材来源整体。从表现手法上看,《红楼梦》是一部写实与梦幻手法交织写成的小说。书中十大神话创意如“衔玉而生”,“补天顽石”,“绛珠仙草”,“神瑛侍者”,“两株枯木”,“木石前盟”,“白首双星”,“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可卿兼美”等,都来自于杭州孤山、葛岭宝石山、天竺寺三生石、西溪(流香溪)以及《长生殿》的传统文化理念,与前述故事素材复高度契合。

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在特定文化背景熏陶下,特定文化感受驱使下,由特定文化当事人,采用特定文学手法创作而成的。没有杭州“三西文化”的熏陶,没有《长生殿》文学基因传承,没有蕉园女子诗社的生活剪影,没有明清情本文学大潮催生,任谁都写不出《红楼梦》!现在红学界有一种思潮,认为土默热红学都是“相似”而非实证,缺乏一锤定音的直接证据。这是用传统红学思维定式观察土默热红学所产生的幻觉。《红楼梦》是小说,不是经书史书,这些文化证据才是最可靠、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才是真正的“直接证据”!

这里面有一个怎么看待“直接证据”问题。我们要的是关于《红楼梦》的直接证据,还是关于某个作者的直接证据?关于曹雪芹的那些“直接证据”,都与《红楼梦》无关,讲了这么多年,重复了千万遍,你信了么?土默热红学拿出的证据,都是关于《红楼梦》的证据,如女娲遗弃补天石的文化来源,神瑛侍者和绛珠草的文学创意来源,大观园诸景点刻画的景观参照来源,太虚幻境与警幻仙姑的神话创意来源,如此等等。谁能说这些文学证据不是关于《红楼梦》作品的“直接证据”?这些完整证据链共同指向的人,当然就是《红楼梦》作者。

在不久前召开的“纪念土默热红学初创四十周年座谈会”上,土默热因病没有与会,只发去一篇《感言》。《感言》中有两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一句是《红楼梦》与解析《红楼梦》的土默热红学,都是“花柳繁华、诗礼簪缨”的杭州优秀传统文化所催生;另一句是土默热红学由土默热首创而非独创,叶明、黄亚洲倡导的“接地气”活动很有成就,近年来土默热红学的新进展,许多成果都是杭州土默热红学研究院的朋友研究取得的。这方面特别是王正康、顾跃忠、聂桥、姬健康、吕洪年等学者,研究方法对路,研究成果颇丰,可圈可点。

回顾总结一下这些新成果,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解析了“红楼梦”一词的本义是“梨园梦”,而非传统红学解释的“富室闺阁”梦。白居易笔下的“红楼富女”,指的是红楼教坊女而非“富室闺阁”,唐代诗人蔡京诗中的“红楼梦”,本义乃是唐明皇与杨贵妃被安史之乱惊破的“梨园梦”,而非“富室闺阁梦”。红楼一词出自唐睿宗在藩时的歌台舞榭,到唐玄宗时转意为梨园,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在本义和引申意义上,都是《长生殿》作者的“梨园梦”。这项突破对正确领悟《红楼梦》的创作真相和作品真谛,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

二是卸掉了主流红学坚守曹学土围子认定曹雪芹乾隆年间在北京创作《红楼梦》的最后两根救命稻草:一根稻草是元妃省亲时仪仗中使用的“曲柄七凤黄金伞”,曹学家们认定为是乾隆年间才有;经考证这是顺治、康熙年间的皇妃仪仗,而乾隆年间反而改为“明黄、赤、黑三色花伞”,足证《红楼梦》不是按乾隆年间的皇家仪仗写元妃省亲。另一根稻草是《红楼梦》中的“炕”,这是传统红学“主北说”的主要证据,俞平伯曾为此所惑。现证明《红楼梦》中的炕不是北方火炕而是江南炕榻,除掉了《红楼梦》体现江南文化的最后障碍。

三是对《红楼梦》反映杭州民俗增添了新材料。比如贾母秋季吃桃坏肚子,过去红学界认为秋季北京没桃子,这是凤姐撒谎;经考证江南秋季盛产秋桃,杭州自古便有立秋日吃桃的习俗。再如《红楼梦》年夜饭不吃饺子,这在北京旗人是不可思议的习俗,连慈禧太后除夕夜都要自己包饺子;经考证江南各地过年均不吃饺子,正说明书中表现的是江南文化。还有凤姐用“吃了我们家的茶,还不给我家当媳妇”,打趣林黛玉受聘,女子受聘北方称“纳彩”,江南则称“下茶”,杭州俗称“吃茶”。这些风俗看似琐屑,对研究红楼文化背景底蕴很重要。

四是对《红楼梦》文学创意出自杭州增加了新证据。如《红楼梦》石头叙事的文学创意,仿自“三生石迹”。元妃省亲腰斩“蓼汀花溆”的描写,源自康熙巡幸西溪山庄的诗。宝玉题咏大观园“编新不如述旧”提及的武陵源、秦人旧舍等,都来自西溪隐士居处旧有的名称。宝玉奉元妃之命作咏大观园诗所用“绿玉”、“绿蜡”之典,都出自古人咏西溪之作。《红楼梦》中的“太医院”并非北京皇家的太医院,而是杭州由南宋传下来的民间太医院。这些研究内容虽然很零散,但其文化寓意的指向都直指杭州,对搞清红楼故事的地域背景有助益。

五是对《红楼梦》与《长生殿》的关系研究有新突破,特别是以狭义的“红楼梦”作为破解广义《红楼梦》的钥匙,认识更全面深刻了。狭义“红楼梦”中出现的太虚幻境和警幻仙姑,都是《长生殿》文学意境的延续。书中宝玉在秦可卿卧室进入太虚幻境,卧室中挂的“海棠春睡图”和秦太虚对联都是表现“贵妃醉酒”的意境,洪昇在《长生殿·春睡》中就是以秦太虚的《海棠春》词描写“贵妃醉酒”画面的。警幻仙姑“司人间风情月债”的职能,也只能来自《长生殿》中牛女双星绾合“前盟”,赋予杨玉环“长作人间风月司”的职能。

还有一些新成果,就不一一介绍了。这些新成果的取得,可圈可点,可喜可贺,足以说明三个问题:一是杭州土默热红学研究院的“接地气”研究卓有成效,已经开花结果,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了,可进一步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觉;二是红楼文化与杭州文化的比较研究、文化解析大有可为,相得益彰,既有利于红学的正本清源、创新发展,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杭州的文化品味;三是土默热开创的红学“文学解析”方法是正确的,要沿着这条路坚定不移走下去,还原《红楼梦》文化底蕴,开辟红学新境界,领域宽广,大有希望。

这里也给朋友们提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模仿传统红学研究曹雪芹的作法,试图去寻找洪昇著书的外在“直接证据”,这是索隐考证方法采用的“红外学”证据;《红楼梦》创作之初作者就刻意隐去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证据只能靠对作品的文化解析获得,不能靠对史料的索隐考证取得。二是不要采用某些草根使用的“猜笨谜”方法,研究洪昇与蕉园姐妹同《红楼梦》的关系,这是文字游戏,对洪昇著书、蕉园素材及杭州背景无助,有损土默热红学的学术声誉。三是要注意对已有的零散研究成果归纳总结,融会贯通,形成较为完整的学说。

最后谈一谈在“纪念土默热红学初创四十周年座谈会”上叶明主席讲话的认识。叶明主席是一个精通文学、重视文化的好领导,从2006年土默热红学进入杭州人视野后,叶明主席十年来一以贯之地支持土默热红学研究,倡导土默热红学在杭州“接地气”。这次在会上,又提出要在20国首脑杭州峰会前后,加强土默热红学的宣传推广,加大红楼文化在杭州接地气的力度,开辟杭州红楼文化旅游的新业态。对叶明主席这些远见卓识,土默热完全同意并深感振奋,愿亲力亲为参与其中,鼎力支持杭州文化建设事业,有生之年竭尽绵薄。

前一段我曾写过一篇《带一本〈红楼梦〉游杭州》的文章,文中设计了杭州红楼游的旅游线路和景点,配写了解说词。限于时间和精力,当时写得很简略,不够实用。如需改写细化,土默热乐于从命。在加强宣传推广工作中,过去已有香港凤凰台与西湖明珠台联合录制的《文化风情》八期电视专题节目,如需在平面媒体和电视、互联网方面再制作新节目,土默热也随叫随到。土默热早已退休,后半生这把老骨头就全部交给三生石畔红楼文化的开掘、交融、彰显事业了!

 

                                  201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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