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谁家“接驾四次”
文章作者:土默热 发布时间: 2016/12/9 浏览:736 字体:

康熙六次南巡江宁织造曹家曾经接驾四次,是胡适红学的立论之基,是胡适赋予曹雪芹《红楼梦》著作权的基础性证据。由于胡适红学属于曹贾互证、因果倒置的沙上建塔,所以曹家庄、胡家店的这个基础并不牢固。突破了这一点,胡适红学大厦便会轰然倒塌。

胡适考证的江宁织造曹家接驾四次之故事,是按照“以红证曹”的因果倒置思路,认为出自《红楼梦》书中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贾琏、王熙凤夫妇与赵嬷嬷议论元春封妃后,将要回娘家省亲的一段对话:

赵嬷嬷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贾琏道:“这何用说呢!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凤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赵嬷嬷道:“嗳哟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说起来……”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凤姐道:“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胡适认为:《红楼梦》书中此处说的甄家与贾家都是曹家。曹家几代在江南做官,故《红搂梦》里的贾家虽在“长安”,而甄家始终在江南。上文曾考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皇帝就住在他的衙门里。《红楼梦》差不多全不提起历史上的事实,但此处却郑重的说起“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大概是因为曹家四次接驾乃是很不常见的盛事,故曹雪芹不知不觉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这桩最阔的大典说了出来。这也是敦敏送他的诗里说的“秦淮旧梦忆繁华”了。但我们却在这里得着一条很重要的证据。因为一家接驾四五次,不是人人可以随便有的机会。大官如督抚,不能久任一处,便不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只有曹寅做了二十年江宁织造,恰巧当了四次接驾的差。这不是很可靠的证据吗?

胡适所说的这个证据可靠吗?恐怕是胡适自己一厢情愿的自我感觉。我们把胡适的这段分析同《红楼梦》书中的描写,认真仔细地加以对照辨析,就会发现,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所得出的结论,是靠偷换概念加拼接证据的伪科学手段,人为制造出来的曹家“最阔的大典”,根本就经不起推敲质证。这里面,最起码有三处,胡适偷换了《红楼梦》书中出现的概念:

其一,胡适将“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与“借省亲写南巡”混为一谈,认为书中说的甄家与贾家都是曹家,这完全是胡适不顾书中表述凭空想象出来的。既然《红楼梦》描写的贾府接待元妃省亲是写康熙南巡,那么甄家接驾四次则绝非是写康熙南巡,而是写“太祖皇帝仿舜巡”。“太祖”是一个王朝开国皇帝的专称,康熙虽有“圣祖”之称,但绝非开国皇帝,大清的“太祖皇帝”努尔哈赤也不可能“仿舜巡”,清世祖顺治皇帝又不曾南巡。因此,赵嬷嬷说的“太祖皇帝仿舜巡”甄家接驾四次,根本就不可能是写曹家“最阔的大典”。

其二,胡适将贾琏、王熙凤都亲自参与的元妃省亲,与二人根本就无缘得见的“太祖皇帝仿舜巡”,在时间上强行捏合在一起,作为曹家“最阔的大典”,也是毫无道理的穿凿附会。《红楼梦》书中明明说“太祖皇帝仿舜巡”时,赵嬷嬷当时“刚记事儿”,也就是十几岁的样子吧;王熙凤也明明说自己根本就没见过这个“大世面”,“若早生二三十年”方可赶得上。也就是说,这是凤姐出生前“二三十年”发生的事情,不是凤姐和贾琏议论的将要发生的“元妃省亲”故事,因此绝无可能是江宁织造曹家接驾“最阔的大典”。

其三,胡适将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住在江宁织造衙门,偷换成“曹寅四次接驾”,使之成为江宁织造曹家“最阔的大典”,更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康熙南巡为了避免骚扰地方,在江南各省多驻跸织造衙门,是因为江南三大织造都是朝廷内务府的派出机构,康熙皇帝是驻跸在自己的“家”里,而不是曹家;就像今天某领导人住在钓鱼台国宾馆,能说是住在馆长的家吗?能说是宾馆经理在接驾吗?曹寅当时只是在织造衙门当差而已,织造衙门并非他的家,也不是他在主持接驾,更谈不上是什么曹家“最阔的大典”。

《红楼梦》书中所写的元妃省亲故事,确实是“借省亲写南巡”,不过所写的故事发生地点并不在南京织造衙门,而是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杭州西溪山庄,接驾者也不是下贱的包衣奴才曹寅,而是康熙皇帝的宠臣、重臣高士奇。笔者在《元妃省亲·康熙南巡·西湖蹋灯》、《元妃省亲故事素材考实》等文章中对此有详尽的考证:高士奇接驾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元宵节,康熙皇帝在这里“登楼延赏,临沼清吟”,御笔为西溪山庄钦题“竹窗”二字,也就是书中“元妃省亲第一巡幸之处”潇湘馆的出处;西溪山庄的前身蕉园又是“十二钗”两结女子诗社的地方。这些与《红楼梦》书中关于大观园描述高度吻合的排他性证据,足证这里才是元妃省亲故事素材的真正出处。

根据《红楼梦》书中描述,在元妃省亲也就是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时,凤姐、贾琏均已二十来岁,说明他们生于康熙初期,他们的生日再提前“二三十年”,方能赶上“太祖皇帝仿舜巡”,那么“甄家接驾四次”的盛典,只能是发生在明末清初的事情。《红楼梦》开篇就是一句突兀的“当日地陷东南”,显然特指清军下江南的明清鼎革时期;《好了歌解》所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也明显是指明清改朝换代时期。那么,在明清改朝换代时期,发生过“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么?有谁家曾经“接驾四次”、接待的又是哪位皇帝呢?这本是一个不难考证清楚的事情,都是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将这一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重大事件搞错了、搞乱了。

显然,这位“仿舜巡”的太祖皇帝,不会是清朝的任何一位皇帝。如前所述,清“太祖”努尔哈赤生前清廷尚未入关,也没有什么“仿舜巡”的行为。清“世祖”顺治皇帝甲申年定鼎北京,但其不得称为“太祖皇帝”,在其生前也从来没有过南巡的举动。清“圣祖”康熙皇帝确曾六次南巡,但《红楼梦》中写的元妃省亲才是“借省亲写南巡”,议论元妃省亲的凤姐出生前“二三十年”发生的“太祖皇帝仿舜巡”故事,显然也不是康熙南巡的故事。那么,这个“太祖皇帝”只能是暗指南明小朝廷的创始人弘光皇帝即福王朱由崧,这个甄家“接驾四次”接待的也只能是南明“三帝一监国”四位皇帝!

甲申事变(1644)清廷定鼎北京后,江南大地尚在明廷各军事势力控制下,先后有明朝宗室南逃,建立过四个南明小朝廷。首先是在南京建立的福王政权,这位福王朱由崧可谓南明政权的开国皇帝,称之为“太祖皇帝”可谓贴切。乙酉年(1645)清军下江南,福王政权覆灭后,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鲁王朱以海,先后在福建、云南、浙江等地建立了小朝廷,其中唐王、桂王曾称帝,鲁王虽未称帝但也自命“监国”。这南明“三帝一监国”恰恰都是从中原逃到江南“仿舜巡”的皇帝,须知旧时文人把皇帝离开京城逃跑的行为,一般都遮羞称为什么“南巡”、“西狝”、“东征”、“北狩”,如唐玄宗的“西巡”,清咸丰帝的“北狝”,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西巡”等,将南明“三帝一监国”逃至江南另立小朝廷之行为,《红楼梦》作者借赵嬷嬷之口,总称为“仿舜巡”即离京巡视三山五岳的四位皇帝,甚恰。

这四位“仿舜巡”的南明小朝廷皇帝,“巡幸”到了江南后,有谁家居然有能力“接驾四次”,也就是全部参与过这四个小朝廷的建立事宜呢?这个被《红楼梦》作者称为“江南甄家”的家族,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江南家族,只能是号称“国姓爷”的延平郡王郑成功及其家族组成的郑氏集团了。1644年(甲申,清顺治元年)5月15日,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政权建立;1645年(乙酉,清顺治二年)6月29日,唐王朱聿键的隆武政权建立;1645年(乙酉,清顺治二年)8月12日,鲁王朱以海的监国政权建立;1646年(丙戌,清顺治三年)11月18日,桂王朱由榔的永历政权建立,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及郑氏集团都参与了“接驾”拥立活动,并成为这四个小朝廷的军事支柱。这些年份,正是清康熙南巡前的“二三十年”,与《红楼梦》书中叙述的时间基本吻合。

据南明史料记载:乙酉春,弘光帝以拥立有功,诏封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为南安伯。比启读券,乃误书“南安”为“安南”;使者谓芝龙曰:“安南则兼两广,若南安仅一邑耳。请留券而易诏,更晋伯为侯”。郑芝龙大喜,厚赠而别;及半途而南京变,弘光政权覆亡。隆武政权成立后,郑芝龙将儿子郑森引荐给隆武帝,帝叹息道:“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忠吾家,勿相忘也!”为了表示对郑森的宠爱,隆武帝将当朝最尊崇的朱姓赐给他并将原名森改为成功。从此,郑成功(朱成功)便成为“国姓爷”了。隆武政权覆亡后,清顺治六年(即永历三年),郑成功觐见永历帝,改奉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册封其为“延平郡王”,并赍延平王册印至厦门。鲁王在浙东的监国政权军事失败后,郑成功将其迎至舟山,后又安置在金门岛,在青灯古佛前抑郁而终,并将四女儿嫁给其子嗣鲁王朱弘桓并长期豢养在台湾。

从晚明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归降,郑氏集团纵横海上几十载,几乎独霸了我国东南沿海的东西两洋贸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笔者在《〈红楼梦〉中贾府所用洋货从哪里获得》、《凤姐为何说“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两篇文章中,曾详细解析了《红楼梦》书中“洋货”泛滥与郑氏集团海上走私的关系,此不赘述。郑氏集团“接驾四次”时,也极尽奢靡之能事,以隆武皇帝为例:“隆武孤身南来,郑鸿逵以所掠美人十二献,随居官衙。遂大兴工作,扩构宫殿,卮匜之属皆用黄金。开织造府,造龙袍;后下体衣,皆织龙凤。”这与《红楼梦》中赵嬷嬷所说:“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可谓高度吻合。

《红楼梦》书中将这个曾经“接驾四次”的“江南甄家”写得若隐若现、扑朔迷离,先是通过贾雨村之口,交代甄家的身份是“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随后在书中又多次表现有个与贾府往来密切的“南安王”及“王太妃”,探春很有可能最后嫁到南安府做了“王妃”。这些很有可能写的都是郑家。在江南吴语中,“甄”和“郑”本是谐音字,与国姓“朱”字音亦相近。郑家的祖籍在福建南安,晚明时期,纵横海上的郑芝龙便有“南安王”的绰号,弘光政权又曾封其为“南安伯”和“南安侯”, 隆武政权还赐郑成功为“国姓爷”,也就是视其为皇族,永历皇帝进一步赐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红楼梦》书中将甄家说成“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并以“南安王”面目出现在书中,暗寓其把持南明小朝廷朝政的身份,也算贴切。

《红楼梦》书中说“甄府和贾府就是老亲,又系世交。两家来往,极其亲热的。”应是写实。明末清初,郑氏集团所搞的“山海五大商”,陆上五商便以杭州为中心。杭州洪顾黄钱四大家族与郑氏集团明里暗里往来,牵涉“通海案”的线索是很多的。郑氏集团的骨干成员如总兵官洪旭,海澄公黄梧,与杭州洪黄两家均为本家。三藩之乱时,洪昇的三弟洪中令就曾陷入闽地三年,生死不明,洪昇曾屡次写诗惦念,可为旁证。《红楼梦》书中还屡次写贾琏受父亲贾赦之命,莫名其妙地去“平安州”公干,贾赦获罪的罪名也是“交结外官”,恐怕与此事不无干系。从康熙十四年到康熙十八年,洪家受“三藩之乱”牵累,洪昇之父洪起鲛曾被朝廷械捕京师,关押在一个“萧寺”中受审,随后又被抄家发配,恐怕都与“通海案”即与郑氏集团往来有牵涉。不过相关史料早已散佚,史实已很难考证清楚了,只能在洪昇的诗集《稗畦集》中,隐隐约约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由于这些事情牵涉重大,洪昇在《红楼梦》书中既不敢也不可能去明写,将“贾府”与“甄府”的关系若隐若现写到这个程度,也就不容易了。

《红楼梦》书中还写到了甄家的败落,书中第七十五回写“看邸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在进京治罪前甄家就已经“自杀自灭”起来,正如探春所说:“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书中所说甄家“抄没家私,进京治罪”,应是暗指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帅水师攻台,郑克塽率部投降,随后被押解京师。所谓抄家前先“自己抄家”,便是暗示郑氏集团后期内部“自杀自灭”的内讧,先是海澄公黄梧降清,失去了厦门基地;随后又发生了郑克塽争夺王位,杀死其兄郑克臧(土旁),造成台湾内部一片混乱。致使澎湖海战一败涂地,只好竖起降幡,进京治罪了。

至于《红楼梦》书中隐隐约约表现的那个相貌性情皆类似于贾宝玉的甄宝玉,最大可能就是隐写的郑克塽。历史上的郑克塽,确实是个不爱读书,无能不肖,又热衷声色犬马的花花公子。郑克塽被押解京师后,康熙帝念其归降之功,没有将其诛杀,仍封其为公爵(正黄旗海澄公),并将“二三十年前”囚禁其曾祖父南安王郑芝龙的北京府邸赐给其家族居住。不过由于郑克塽有衔无职,薪饷微薄,郑家人口众多,只能坐吃山空,生计十分艰难。郑克塽曾请求朝廷归还其家族在闽、粤两省被官府抄没的郑氏家族祖产,也无果而终,只能坐困愁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 ),郑克塽郁郁卒于北京,年仅37岁。

有的红学家(如赵国栋先生)曾推测郑克塽是《红楼梦》初稿的作者,不确。《红楼梦》研究不能以偏概全,书中如影子般的“甄家”、“甄宝玉”确实与郑家和郑克塽有关,但其故事主体“贾家”、“贾宝玉”却是以三生石畔洪家与洪昇及蕉园姐妹之真实经历创作的。红学家们推测的甄宝玉和贾宝玉都是写一个人,即曹雪芹自己,乃是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是不能成立的牵强附会。如果甄家就是贾家,甄宝玉就是贾宝玉,《红楼梦》作者创作此书便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完全没必要这样写。只有甄家与甄宝玉另有所指,在逻辑上和方法上方说得通。以洪家在“三藩之乱”中获罪之事实,加之与南安王的“老亲”关系,洪昇与郑克塽又是同代人,亦曾同在北京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与这些旧“王孙公子”有过接触当非臆测。故此洪昇在《红楼梦》书中,写出一个影子“甄家”和“甄宝玉”,并无困难,也巧妙地暗写出洪氏家族“家难”的原因,当属“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之笔,合情合理。

现在看,胡适先生当年把“元妃省亲”判定为曹家接驾,把“太祖仿舜巡”判定为曹家接驾四次,都大胆假设错了,把二者混为一谈,判定为“曹家的大典”,更是错上加错的误判。《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书中故事的所有素材,都与江宁织造曹家毫无关系,绝不应再让胡适红学误导红坛了。笔者的这篇文章,已经酝酿十几年了,却始终没有完整明确的形诸笔墨,只在十年前《红楼梦与南明小朝廷》文中带过一笔。首先是因为这段历史淹没在尘埃中的真相太多了,很难缕出一个头绪来;其次是因为这一题材的研究有“索隐”之嫌,自笔者放弃“《红楼梦》与南明小朝廷”研究课题后便很少沾边了。过去曾研究过的贾府“三春四艳”影射南明“三帝一监国”的课题,也随之放弃了。现在看,《红楼梦》作者创作此书“忆昔感今”,出脱心中对国殇家难的感慨,这种影射写法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前一段写出《〈红楼梦〉中贾府所用洋货从哪里获得》、《凤姐为何说“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见土红新浪博客)两篇文章后,因为与本文属于同一领域的探索,故本文实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暂匆草以上文字,作为“新三部曲”,一并当作靶子,供红学界有识之士批评吧。

2016年2月

 

 

附一:

元妃省亲、康熙南巡与杭州元宵灯会

土默热

《红楼梦》书中描写贾府极盛时的场面是元妃省亲。甲戌本第十六回总批中,脂砚斋评说:“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可证书中元妃省亲故事是根据某位皇帝南巡时的盛大场面创作的。

清代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均曾有六次南巡的故事,《红楼梦》借用的是哪位皇帝南巡呢——是康熙皇帝。因为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尚未结束,《红楼梦》既已问世,所以只能说书中写的是康熙朝事情。

康熙皇帝前后曾六次南巡,每次南巡有都走过许多地方,《红楼梦》借用的场景是那一次南巡,又是在什么时间巡幸的什么地方呢?这需要根据书中的具体描写加以判断。

《红楼梦》各种版本描写元妃省亲这一回的题目并不一致,但在元宵节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庚辰本是“荣国府归省庆元宵”,甲戌本为 “庆元宵贾元妃归省”,说的都是在元宵节这一天元妃归省。

元宵节这一天中又是在什么时段呢——是在晚上。书中说戌初时分(晚上八点左右)元妃方能回家,丑正三刻(凌晨三点)又要起驾回宫,时间均在元宵节的前后半夜,是当晚来当晚回无疑。

正因为这是个元宵节的晚上,所以《红楼梦》书中写元春下舆,只见“苑内各色花灯闪灼”,“香烟缭绕,花影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景象,富贵风流”!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时间是农历正月十五。这个时间比较特殊,时值冬季,天气较冷,又没出正月,历朝历代皇帝,一般都是在宫中与民同乐,很少有在外地巡视并度过节日的。

康熙六次南巡的时间,史料上都有清楚记载。哪一次南巡,又是在外地的什么地方,有过元宵节晚上的经历呢?我们不妨查一查清代宫廷档案。

第一次南巡: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启銮,十月途经黄河,视察北岸诸险。十一月至江宁谒明孝陵。回銮时次曲阜诣孔庙。十一月二十九日还京。沿途共駐蹕三十九處。

第二次南巡: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初八启銮;二月抵达浙江绍兴,祭大禹陵。三月至南京谒明孝陵。三月十九日还京。沿途共駐蹕二十一處。

第三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1699)正月发布南巡诏旨,二月初三启銮;三月阅黄河堤。三月下旬驻杭州,阅兵较射。四月车驾驻江宁,阅兵。五月十七日还宫。沿途共駐蹕十處。

第四次南巡:康熙四十一年(1702)九月启銮。十月至德州,皇太子病,中途回銮。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十六日再次启銮,三月十五日还京。沿途共駐蹕二十二處。

第五次南巡:康熙四十四年(1705)二月初九启銮。二月巡阅河工。三月驻跸苏州,命选江南、浙江举、贡、生、监善书者入京修书。闰四月二十八日还京。沿途共駐蹕十三處。

第六次南巡:康熙四十六年(1707)正月十三日启銮,五月二十二日还京。沿途共駐蹕十七處。

遍观这六次南巡日程,其它月份启銮的,都不可能在外地过元宵节,只有在正月里启銮的方有此可能。正月里启銮的,有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第二次南巡,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第四次南巡和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第六次南巡。其中第四次南巡是在元宵节过后的正月十六日方启銮,元宵节还是在北京过的,可以排除。

这样,康熙皇帝有可能在外地度过元宵节的,只有第二次南巡和第六次南巡。其中第六次南巡是正月十三日方启銮,在那个时代的行进速度,两天之内肯定赶不到江南过元宵节,也可以排除。

那么,康熙皇帝在江南过元宵节,只能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第二次南巡。这一年的元宵节,康熙皇帝是在哪里度过的呢——是在三生石畔“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杭州!

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么?清代著名文人毛奇龄在《西湖蹋灯词》序中说:“迩者圣驾南巡,宫车先后从三竺还苏白二堤,皆笼灯树间,晃朗如昼,虽京师安福门观灯迎仗,无以过此,有太平极盛之象。”

“迩者”即近时之意。“蹋灯”亦作“踏灯”,系指元宵节灯市观灯。清褚重光曾作《西湖蹋灯词》六十首,描述当时杭州元宵节蹋灯之盛。毛奇龄说的“蹋灯”,就是西湖蹋灯,并且是“迩者圣驾南巡”时的西湖蹋灯!

毛奇龄(1623—1716)是顺治康熙年间人,他所说在西湖蹋灯时“圣驾南巡”,只能是指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这年正月初八皇帝启銮,昼夜兼程,元宵节赶到杭州,宫车方能“从三竺还苏白二堤”,沿途见“笼灯树间,晃朗如昼”的景象。

有专家推算,康熙二十八年元宵节,皇帝南巡船队只能抵达山东黄河岸边,赶不到杭州。即使真的这样,也无妨杭州为迎接皇帝南巡,于是年举办规模宏大的西湖灯会。因为杭州元宵节灯会的特殊之处,就是时间比较长,不限于元宵节当夜,所以康熙还来得及赶上灯会。

杭州的元宵灯会源远流长,一千四百年前的唐朝,就有了白居易所说的“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盛况,一直延续到现在,千年灯市长盛不衰。杭州的元宵节灯会还有两大特点,与其它地方的灯市有显著不同:

一是时间长,规模大。唐代,杭州的灯市从正月十四到十六,要热闹三天。北宋初年,“钱王纳土,献钱买添二夜”,灯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连续五夜。明代,元宵灯会又延长至十天。清代,恢复宋制,元宵灯会减为五天。不过,仍是全国各地时间最长的灯会。

特别是南宋时期,杭州定为都城,灯节规模宏大,盛况空前。《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述:“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火不绝”。龙山就是现在的六和塔附近,北新桥则在现在的天水桥附近,这四十里灯火,大约就在现在的南宋御街中山中路一线。

二是在西湖园林中办灯节,格外漂亮。远眺雷峰塔、保俶塔,犹如繁星错落的“灯塔”;近看满湖游船,灯火辉煌万紫千红。《武林旧事》曾这样描绘西湖园林灯火之盛:“西湖诸寺,惟三竺张灯最盛,往往有宫禁所赐、贵珰所遗者。”宋代著名诗人姜夔看后感言“珠珞琉璃到地垂,凤头衔带玉交枝”。

及至清代,康熙皇帝元宵节期间南巡抵达杭州,杭州的元宵灯会也必然格外繁盛。“宫车先后从三竺还苏、白二堤,皆笼灯树间,晃朗如昼”。这与《红楼梦》所写元妃省亲场景正复相互印证:“苑内各色花灯闪灼”,“香烟缭绕,花影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景象,富贵风流”!

《红楼梦》的故事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故事,是洪昇和蕉园姐妹“亲历亲闻”的故事,在书中元宵节元妃省亲暗写康熙南巡这个故事情节上也足资证明。这是一个排他性的证据,是曹雪芹以及他在南京北京的家庭生活均无法证明的!

2012年3月

 

附二:

《红楼梦》中贾府所用洋货从哪里获得

土默热

凡熟读《红楼梦》的朋友都知道,书中贾府洋货多,日常衣食住行,几乎时时处处都有洋货相伴。可以说,在我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是描写洋货最多最普遍的一部小说。现在改革开放,四海通商,老百姓家里使用几件洋货稀松平常,改革开放前就不是如此,更何况在那闭关锁国的清代前期,一个家庭中如此多地使用洋货,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那个时代,什么家庭能如此方便地使用洋货,这些洋货又是从哪里来的?应该是红学领域有必要搞清楚的一个课题。

所谓洋货,也就是舶来品吧,即从外国传来的货物。《红楼梦》书中出现的外国货太多了,首先是钟表,且不说刘姥姥在怡红院中所见的自鸣钟,也不说宝玉日常挂在衣襟上的怀表,就是宝玉身边的丫头袭人、晴雯,日常生活也是钟表并用的。书中写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交代下属要准时当差:“素日跟我的人,随身俱有钟表,不论大小事,都有一定的时刻。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可见贾府婢仆下人身上或身旁也有钟表。

再说室内饰品。宝玉房中的那架大穿衣镜,并非一块普通的照脸镜子,而是一块能照人全身的镜子,刘姥姥就曾把镜子中的自己看成了亲家母。寡妇大嫂子李纨居室的窗户上,也有一块透明玻璃,从外面能看见室内人的活动。这些全透明的平板玻璃在那个时代只能是舶来品。还有西洋画,刘姥姥在怡红院迷了路,看到 “一个女孩儿”,伸手去拉她,“咕咚”一声撞到板壁上,仔细瞧看,才发现是一幅凸出来画。这只能是西洋画。

还有洋酒洋药洋烟。芳官拿了一瓶“玫瑰露”给柳家五儿,柳家母女没看过“玫瑰露”,“还当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晴雯病补孔雀裘,因感冒头痛,宝玉便找来“福朗思牙”出产的“依弗哪”药膏贴在额头,王熙凤两鬓也常年习惯贴这种药膏。为了解决晴雯感冒鼻塞,宝玉还找来了“上等洋烟”,烟壶上画着“西洋珐琅黄发赤身女子”;晴雯吸了后,“接连打了五六个喷嚏,眼泪鼻涕登时齐流”,显然也是外国货。

《红楼梦》书中所写洋货最多的品种乃是纺织品,如第三回王夫人房内大炕上铺的猩红洋毯;凤姐穿的翡翠撒花洋绉裙;宝玉穿的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第六回凤姐穿的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第四十九回宝玉穿的哆罗呢狐狸皮袄;宝钗穿的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鹤氅;贾母送给宝琴的凫靥裘;李纨穿的哆罗呢对襟褂子。第五十二回宝玉穿的荔枝色哆罗呢箭袖和俄罗斯出产的雀金裘氅衣。等等。

书中对洋布服饰的描写数不胜数,简直就像开了一个舶来纺织品品博览会。由此可见,《红楼梦》作者对舶来品是相当熟悉的,必有过长期接触这些洋货的生活经历,方能在书中写来得心应手、如数家珍。长期以来,红学界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专家研究探讨这个问题,如“依弗那”究竟是哪国产的药啊,“温都里纳”是何种语言对玻璃的称呼啊,如此等等,却无人能说清这些洋货的来源。

红学家们一般都是采用猜笨谜的方法,用曹雪芹出身江宁织造家族来推测《红楼梦》作者对洋货认知的来源,牵强附会说曹寅与康熙帝关系密切,皇帝常有洋货赏赐,又在织造府接待过外国传教士,可能带来洋货等等。且不说这些推测皆是无证据的捕风捉影,即使曹家真的有那么少量的几件皇帝赏赐或传教士送礼的洋货,何至于像书中表现的那样,全家上下主奴都穿洋衣,挂洋表,喝洋酒,吃洋药啊?

在那个时代,如果有御赐的洋货,只能像宝贝一样供起来,谁敢把御赐的绸缎给全家人做衣服穿?谁敢把御赐的钟表给下人佩带?即使是传教士带来的洋货,万里迢迢带来那么几件稀罕物,也不至于普及到全家上下主奴全都享用啊。有鉴于此,可以推测,《红楼梦》中的洋货,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皇帝赏赐的,也不可能是什么传教士带来的,只能是中外通商中获得的,作者生活所在地能够购买得到。

《红楼梦》书中没有具体明写贾府所用洋货的来源,但也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书中第十六回:贾琏与赵嬷嬷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凤姐忙接道:“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

看,“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就难免书中贾府洋货多了。这就是说,贾府的洋货不是什么皇帝赏赐的或传教士带来的的那么几件,而是购买海上贸易中洋船带来的大量货物。凤姐的爷爷在朝廷中“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这可不是什么内务府所属小小的江宁织造曹寅所能承担的职责,按照六部分工,乃是朝廷礼部的职责。也就是说,凤姐的爷爷最起码当过朝廷的礼部尚书。

但是,礼部尚书可以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却又管不着“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这又是朝廷户部的职能,由户部派出的海关税务来执行。也就是说,凤姐的爷爷很有可能还当过朝廷的户部尚书,甚至家族中还有人专门管理过粤、闽、滇、浙的海关税务。这就与内务府所属的江宁织造郎官曹寅更毫无关系了,也就是说,贾府的洋货与曹家毫无关系,书中四大家族生活原型另有其人。

笔者考证,《红楼梦》作者不是乾隆年间的曹雪芹,而是康熙年间的洪昇;书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生活原型不是江南三大织造,而是三生石畔杭州的洪顾黄钱四大家族。书中王夫人和凤姐的生活原型,便是洪昇的母亲和妻子,均出身于四大家族的黄家,正是亲姑姑侄女关系;书中王家的台柱子当权者王子腾,其生活原型就是清初的“太平良相”黄机。以上见《红楼梦四大家族综考》一文,此不赘。

《红楼梦》书中说王子腾飞黄腾达,由九省统制而九省检点,继而九省总督,最后荣升为内阁大学士亦即宰相,官居一品。此乃隐曲写实。黄机(1612-1686年)字次辰,一字澄斋,号雪台。浙江钱塘人,出身福建金墩黄氏家族。清顺治四年进士,累迁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康熙十八年(1679)授银清光禄大夫、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康熙二十五年(1686)卒,赠太傅、太师,谥文僖。

正因为黄机最高时官居相当于宰相的文华殿大学士,《红楼梦》书中才交代王子腾最后升任官居一品的内阁大学士;也正因为黄机当年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凤姐才能说“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那么,在黄机任上得那个时代,是否有洋船货物来往于粤、闽、滇、浙沿海,频繁贸易的事情呢?

我们还是来看看《红楼梦》书中的描写吧。书中第五十二回,薛宝琴对宝玉和姐妹们讲真真国女孩子的故事:“我八岁的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发辫),满头戴着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澳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

这个真真国女孩子显然是个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她还有一首汉语诗:“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诗中前四句描写的景象,与台湾的景色非常相似,再从“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四句分析,显然与郑成功盘踞的台湾有关。郑成功盘据台湾前后出现的西洋女孩子,只能是荷兰的女孩子。

书中说薛宝琴在哪里遇到真真国女孩子的呢?是在“西海沿子”;她到西海沿子干什么去了呢?是为了“买洋货”去的。红学界专家对这个“西海沿子”猜了很多笨谜,什么斯里兰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等等,毫无根据也无法求证。其实在古人眼里,台湾海峡两岸,台湾就是“东海沿子”,福建就是“西海沿子”。薛宝琴跟随父亲去“西海沿子”“买洋货”,就是到福建沿海去跟外国人特别是荷兰人做生意。

那么康熙年间在福建与荷兰人乃至东西洋外国人是否有货物贸易呢?其实福建与荷兰的贸易起源很早,始于明代后期荷兰人占据台湾后,与其东印度公司之间开展的贸易。《明史·外国传六·和兰》便记载有:荷兰人“以哆囉嗹(即多罗呢)、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餽寀(指当时主管福建沿海贸易的宦官高寀 ),乞代奏通市。”明末时贸易规模已很大,成为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明亡后,福建沿海为郑成功所盘踞,其时贸易(包括走私)仍很盛,成为郑成功主要军饷来源。

郑成功退守台湾后直到康熙二十二年清军收复台湾,由于朝廷执行海禁政策,福建沿海居民一律内迁,海上贸易一度萎缩停顿,但其间为恢复海上贸易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我们看洪昇恩师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的两则记载,一则是《三国贡物》,记载荷兰人给大清皇帝进贡了许多洋货。其后按照惯例五年一贡,迄未停止。进贡的目的就是请求清廷允许通商贸易。《三国贡物》记载如次:

康熙丁未夏(康熙六年1667),荷兰国甲娄吧王油烦吗绥极遣陪臣卑独攀呵闰等入贡,内有刀剑八枚,其柔绕指;旃檀树四株,各长二丈许;西洋小白牛四,高一尺七寸,长二尺有奇,白质斑文,项有肉峰;荷兰马四,锐头卓耳,形态殊异;又玻璃箱、牡丁香、哆啰尼绒之属。是岁,暹罗国王森烈拍腊照古龙拍腊马呼陆坤遣贡使握坤司答喇耶迈低礼,贡六足龟、孔雀、驯象等物。回回国贡牛,三角三目云。

另一则是《荷兰贡物》:荷兰国自康熙六年入贡,今二十五年。台湾平,设郡县,其王耀汉连氏甘勃氏遣陪臣宾先吧芝复奉表进贡,表词有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家滴露云云。贡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镜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块,大哆啰绒十五疋,中哆啰绒十疋,织金大绒毯四领,乌羽缎四疋,绿倭缎一疋,新机哔叽缎八疋,中哔叽缎十二疋,织金花缎五疋,白色杂样细软布二百一十九疋,文采细织布一十五疋,大细布三十疋,白毛里布三十疋,大自鸣钟一座,大琉璃灯一圆,聚耀烛台一悬,琉璃盏异式五百八十一块,丁香三十担,冰片三十二斤,甜肉豆蔻四瓮,厢金小箱一只(内丁香油、蔷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支……,照星月水镜一执,江河照水镜二执,雕制夹板三只。

王士禛作于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的《香祖笔记》中也称:“羽纱、羽缎,出海外荷兰、暹罗诸国,康熙初入贡,止一二疋,今闽广多有之,盖缉百鸟氄毛织成。”康熙年间刘廷矶所著《在园杂志》卷一亦载:“近由东洋入中国者,更有羽缎、羽纱、哔叽、哆囉呢,据云可为雨具,试之终逊泊衣,其价甚昂,亦前代所未闻者。”在这些记载中,不仅《红楼梦》中所见之大穿衣镜、自鸣钟、葡萄酒、多啰尼、凫靥裘、雀金裘等羽纱羽缎均见诸文字,且说明“今闽广多有之”,足证其不仅是皇家贡品,已经进入闽粤两地沿海之贸易市场了。

刘廷矶《在园杂志》刊刻于康熙五十四年,其中还有专章记载“西洋制造”的舶来品:自西洋人入中华,其制造之奇,心思之巧,不独见所未见,亦并闻所未闻。如风琴、日规、水轮、自鸣钟、千里眼、顺风耳、显微镜、雀笼之音乐、聚散之画像等类,不一而足。其最妙通行适用者,莫如眼镜。古未闻眼昏而能治者,杜陵“老年花似雾中看”,唯听之而已。自有眼镜,令昏者视之明,小者视之大,远者视之近,虽老年之人,尚可灯下蝇头。且制时能按其年岁,以十二时相配合,则更奇矣。黑晶者价昂难得,白晶者亦贵。惟白玻璃之佳者,不过数星。今上下、贵贱、男女无不可用,真宝物也。人人得用,竟成布帛菽粟矣。至于算法,又超出寻常之外,远近高低,大小多寡,顷刻而知,燎如指掌,更上古所未有者也。“今上下、贵贱、男女无不可用”,足以说明这并非什么御赐之物,在那个时代已经像《红楼梦》书中所写那样,贾府上下主奴都在使用洋货了。

清代福建“西海沿子”的对外贸易是何时正式开通的呢?据清道光十二年(1832)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周凯主持修订的《厦门志》载:“厦门海关,始于康熙二十二年。台湾既入版图,靖海侯施琅请设海关。二十三年立,派户部司官一员,榷征闽海税务,一年一更”。作为“通洋正口”,“人民商贾,番船辏集,等诸郡县。市井繁华,乡村绣错,不减通都大邑之风。”也就是说,清廷收复台湾的第二年,福建沿海就设立海关,开通了对外贸易,且日渐繁华。

《厦门志》详细记载了福建沿海贸易的沿革:宋時,發舶海上,郡國有司臨水送之,登泉山,刻石記歲月。元、明因之,皆設官;後竟廢。成、宏之際,間有乘巨艦貿易海上者;奸人陰開其利竇,而官不得顯收其利。至嘉靖倭寇之亂,而弊極矣。嘉靖二十六年,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賈人往相貿易。巡海道柯喬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都御史朱紈獲通販九十餘人斬之,海禁漸肅。隆慶元年,福建巡撫都御史塗澤民請開海禁販東、西二洋,特嚴禁販倭奴者。先發舶在南詔之梅嶺,後以盜賊梗阻,改道海澄。嘉靖四十五年,督餉通判王起宗有請設餉館於圭嶼之議。隆慶間,改海防館為督餉館。萬歷三年,巡撫劉堯誨請稅舶以充兵餉。初定稅額,僅六千兩。歷四年,溢至萬金;二十一年,溢至二萬九千有奇。崇禎末年,海寇鄭芝龍私其利。國朝康熙二十二年台灣平,施琅以為請工部侍郎金世鑒奏請照山東等處之例,准福建海上貿易、捕魚,設海關於廈門。

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福建沿海的洋货贸易,早在明代嘉靖年间就开始了,万历年间已具备相当规模,税收丰厚。崇祯末年即明清鼎革时期,为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所控制。郑成功退台后贸易停顿,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后,重新开辟了海上贸易。《厦门志》卷七《关赋略》一章中,还详细记载了当时各类贸易的商品品种和课税金额,摘录如下:

呢:紅呢一丈為一身,每疋作十身,每身例三錢,廈〔關〕照征。小呢一丈五尺為一身,每疋作五身,每身例二錢五分,廈〔關〕照征。雜色哆囉呢,每疋例二錢五分,(廈〔關〕徵一丈為一身,每疋作八身,每身二錢五分)。呢袍褂料例二錢五分,馬褂料例二錢二分五釐,裙例二錢,呢碎(每十觔折呢平口面二百個),每百個二錢五分(以上廈〔關〕均照徵)。

羽:羽毛每疋例二兩(廈〔關〕徵每疋作五身,一丈五尺為一身,每身三錢),羽毛緞褂料、裙料例二錢,馬褂料一錢五分,羽毛紗(二丈為一身)每身例一錢五分,羽毛紗袍料、褂料例一錢五分,馬褂料例五分,羽縐袍例一錢,羽縐褂例七分(以上廈關均照徵)。

吱:嗶吱緞每丈例一錢五分(廈〔關〕一丈五尺為一身,每疋作五身,每身例一錢五分),嗶吱紗、嗶吱絨(二丈為一身)每身例一錢五分,褂料、袍料、襖料例一錢五分,馬褂料例七分五釐(以上廈關均照徵)。

鏡:西洋眼鏡百個例五錢,土眼鏡、乾坤鏡百個例一錢,米神鏡百個例二錢,千里鏡每個例五錢(中二錢五分、小五分)(以上照徵)。

毯:猩猩毯每丈例三錢,廈〔關〕徵每疋作十身,每身三錢,番毯、洋毯、花毯、印花皮毯每條八分。

玻璃:玻璃器百斤例三兩五錢,鏡大者每個例五錢,中例二錢五分、小例五分,小鏡屏每個例五厘,眼鏡百個例五錢。以上廈〔關〕均照征。燒煉:燒煉器百斤例二錢,大鏡百個例五錢、小鏡百個例二錢五分,燒煉鏡冊頁每部例一錢,帶頭、鼻煙盒每個例五厘,以上照征。

樂器:琶琵、三弦、月琴、胡琴、洋琴、笙每枝、大鼓每個例四厘,七弦琴每張、大木魚百個例四分,小鼓每個二厘,小木魚百個、竹笛百枝例八厘,混天球、自鳴鐘每個例一兩,時辰表每個例五分。以上廈〔關〕照征。

且不论课税多寡,《红楼梦》书中所见之洋货,在厦门海关的课税单上,其商品名称已几乎全部见诸记载了。当时厦门海关设在海澄,还涉及到一个特殊人物——海澄公黄梧。黄梧本为郑成功属下副将,顺治十三年归顺大清,因献出郑成功囤积数百万计军械粮饷的海澄,加之献“平海五策”,举荐施琅率军平台,为清廷日后收复台湾立下大功,被朝廷赐封为太子太保“海澄公”。三藩之乱时,黄梧病逝,由其子袭封“海澄公”,前后共袭封六代。黄梧也出身金墩黄氏家族,与太平良相黄机为本家兄弟。黄氏家族中不仅有礼部尚书、户部尚书,还有坐镇福建沿海贸易地的“海澄公”,这就难怪《红楼梦》书中凤姐要说:“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也难怪宝琴八岁时便随父亲到“西海沿子买洋货”了。

《红楼梦》中洋货使用之普遍,也说明这是发生在一个购买洋货比较方便的地方发生的故事。1840年五口通商之前,我国购买洋货比较方便的地方,主要是闽粤两地。《红楼梦》作者洪昇是杭州人,浙江与福建同属闽越总督管辖,与福建沿海番市往来方便,还有黄机、黄梧这些管理洋货的特殊大人物照顾,家中多使用洋货就是不难想象的事情了。当时浙江沿海倭患猖獗,对外贸易和走私也很活跃,温州、舟山、宁波等地历来为海上贸易重镇,富贵人家购买洋货也不难,《红楼梦》书中说的“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就包括浙江嘛。不过由于缺乏史料记载,这方面一时还难以考证清楚罢了。这些都不是北京西山那个曹雪芹拍脑门能想出来的,《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是江南世族文化所孕育,贾府中来自“西海沿子”的洋货,也算一个旁证吧。

2011年11月

 

附三:

凤姐为何说“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土默热

笔者在《〈红楼梦〉中贾府所用洋货从哪里获得》一文中,考证书中贾府所用种种洋货,应来自“西海沿子”福建的闽海贸易。凤姐所说“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此话应出自凤姐的生活原型洪昇之妻黄蕙,黄蕙的祖父清初太平良相黄机曾任朝廷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主管过“各国朝贡”和“海上贸易”,并且与康熙朝收复台湾时所封的“海澄公”黄梧有关,黄梧与黄机均出自金墩黄氏,乃本家兄弟。本文拟沿着这一思路,对“粤、闽、滇、浙的洋船货物”再作进一步考证,以坐实书中凤姐的说法来源有自。

任何人读《红楼梦》,初听凤姐所说“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句话,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就是口气似乎大了一点。仔细品味之,却不难发现不仅是口气大小的问题,其中还大有蹊跷。首先是书中为什么单单提“粤、闽、滇、浙”四省?粤是广东,闽是福建,浙是浙江,都是沿海省份,那时可以有“洋船货物”;而滇是云南,是内陆省份,那时可以有少量的滇缅边境贸易,但绝不会有“洋船货物”。其次是四省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怎么可能?四省分别归不同的总督、巡抚、布政使管辖,朝廷在各省分别设有海关管理海上贸易,四省海关直属中央,互不统属,除了皇帝本人,谁敢说自己家能统揽四省海上贸易的“洋船货物”呢?

因此,《红楼梦》书中凤姐所说“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一句话,必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因为极为特殊的管理体制,方可产生的海上贸易特殊格局。这是什么时期呢?仔细斟酌一下“粤、闽、滇、浙”四省,您就会恍然大悟了:这是“三藩之乱”之时!平西王吴三桂驻云南(滇),定南王孔有德和镇南王尚可喜驻广东(粤),靖南王耿仲明驻福建(闽),浙江(浙)也是他的势力范围,在杭州有离宫,还曾铸造发行“浙钱”裕民通宝。这四王在驻地拥兵自重,设关收税,铸造货币,聚敛财富,图谋不轨,四省的“洋船货物”自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从康熙十二年(1673)春到康熙二十年(1681)冬,发生了历时八年多的“三藩之乱”。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清初四个异姓王可以控制“粤、闽、滇、浙”四省“洋船货物”,但四王也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四省的“洋船货物”怎么可能都是凤姐他“爷爷”一家独揽呢?莫忙,且听在下进一步作深度解析。三藩之乱期间及其前后,“粤、闽、滇、浙”四省的海上贸易,还同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集团有密切关系,这就是当时称雄海上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所搞的“海商集团”——“山海五大商”组织。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明朝末期便成为以华南、台湾及日本等地为活跃舞台的商人、军人、官员兼海盗,经营起庞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垄断了我国东南沿海与日本、东南亚及西洋各国的海上贸易。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利用其父经营起来的海上军事和贸易优势,以福建金门、厦门一带为基地,势力又发展到广东(粤)、福建(闽)、浙江(浙)三省,并与云南(滇)一带的南明永历政权呼应配合,坚持反清复明大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罗炤先生的专著《郑成功与天地会》,对郑成功在此期间扩大海商集团,组建“山海五大商”开展东西两洋贸易有详尽研究。郑成功出身于中国最大的海商兼海盗家庭,十分明了海外贸易的巨大利益,因此在抗清斗争中始终大力执行“通洋裕国”的方针,每年从东、西两洋贸易中得到数百万两白银的收入和宝贵的物资供应。为了保证贸易的畅通,郑成功在“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即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十行。其中仁、义、礼、智、信五行为海上五商,每行有海船十二只;金、木、水、火、土五行为陆上五商,以杭州为中心。“山海五大商”的贸易几乎遍及江南各省,但以“粤闽滇浙”四省为多,与“三藩”多有交集。

郑成功的“山海五大商”,与当时称雄海上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洋船货物”交易甚密。早在明崇祯年间,郑芝龙的船队曾经多次在东南沿海打败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与此同时双方也建立起了贸易关系,有着共同的商业利益。至郑成功时期,他的“东、西二洋船”又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贸易敌手,双方展开过激烈的贸易竞争和武装冲突。郑成功曾经于顺治十二年(1655)下令禁止与台湾的荷兰商人开展贸易。至顺治十四年,在台湾荷兰东印度公司方面乞求、“纳贡”的情况下,郑成功才准许恢复与台荷通商。在郑成功控制金厦两地作为反清基地的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洋船货物”,出入福建沿海贸易频繁,输出输入货物甚多。

郑成功通过“五大商”的东西两洋贸易所得,除支持军饷、打造船只、招兵买马所用外,剩余部分都储存于厦门海澄的后勤基地仓库内,据说可支持郑氏军事集团三十年之用。海澄阻山面海,两城相峙,夙称天险,与厦门、金门犄角相歭,进可战,退可守。郑成功对海澄防守相当重视,加固修葺城墙高达两丈,可谓易守难攻、固若金汤。没有料到的是,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驻守海澄的郑成功部将黄梧,率海澄官兵1700余人降清,被清军不战而取。海澄之失使郑氏集团损失粮粟二十五万石,兵器衣甲无数,还有郑氏家族和郑军将领在海上贸易中获得的大量私人积蓄物资和银两。据说郑氏部将听说海澄失守后,无不大惊失色。这不仅使本来就物资筹措维艰的郑军丧失了多年积贮,更使郑军丧失了重要的陆上前进基地和金厦屏藩,以致日后不得不退守台湾。

黄梧降清后,由于献出海澄功劳巨大,被清廷破格封为“海澄公”,开府漳南,并世袭罔替,可袭封十代。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之乱”起,黄梧病中受到惊吓,卒,諡忠恪。其子黄芳度袭任第二代海澄公,摔师坚拒耿精忠叛军。康熙十四年十月,郑氏集团联合靖南王耿精忠叛军,攻陷漳州,黄芳度合门战死,赠郡王,諡忠勇。康熙十五年三月,黄梧兄子黄芳世袭任第三代海澄公,授一等侍卫,同时任福建水师提督,执掌十三支王令,可调各省兵马。康熙帝还赐玉章一枝,有急上闻。黄芳世率军消灭海寇巨万,以病卒于军。赠少保,諡忠襄。康熙十七年五月,黄芳世弟黄芳泰袭任第四代海澄公,同时任江南京口总兵,康熙二十九年卒,諡襄愍。康熙三十年正月,黄芳度嗣子黄应缵袭封第五代海澄公。仅康熙一朝,黄梧家族就袭封了五代海澄公,其后连续袭封至第十代,直到道光年间。在大清王朝所有异姓王公中,海澄公的袭封时间最长。

黄梧降清献出海澄所存物资军械,本身就是抄了郑成功“粤闽滇浙”海上贸易所获资材的底。降清后又在清廷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向朝廷举荐“仇贼甚深,知自知彼”的郑氏集团叛将施琅率军攻台,还为朝廷“条列灭贼五策,复请速诛成功父芝龙”,为清朝最终战胜郑氏集团做出很大的贡献。这里所说的“灭贼五策”,即所谓“平海五策”,五策中就包括严查郑成功的“山海五大商”,使其失去与“粤闽滇浙所有洋船货物”通商的渠道,并将其已经交易的货物资金没收入官,断绝郑氏集团的粮草物资。《红楼梦》书中王熙凤所说的“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其根据就应出自这里。王熙凤说此事是她“爷爷”那个时代的事情,书中凤姐生活原型黄蕙本是黄机的孙女,黄机与黄梧是本家兄弟,可称“我们家的”。

事情还不止如此简单,在清廷收复台湾、平定三藩过程中,还有三个重要人物:黄锡衮,施琅,姚启圣,都与黄氏家族有密切关系。黄锡衮乃福建晋江人,出身金墩黄氏,与黄机、黄梧乃本家。清康熙间任兵部左侍郎,因逮捕鳌拜,密助圣祖主政于朝,平抚三藩荣绩素著,深受圣祖倚重,累官至东阁大学士。黄锡衮曾率军进入福建平抚“三藩”叛乱,经略抵御参与叛乱的耿精忠部。收复台湾时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就是黄锡衮举荐给康熙的。他为什么要举荐姚启圣?除了姚启圣在平定耿精忠叛乱时表现出的军事才能外,还因为黄锡衮的夫人姚氏,乃是姚启圣的妹妹。黄梧举荐给康熙的福建水师统领施琅,其夫人黄氏,乃是黄锡衮的妹妹。这样看来,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时期,整个福建沿海政治军事都控制在黄氏家族及其亲属手中,加之朝中还有黄机、黄锡衮两个宰相级的大学士撑腰。这就更加坐实《红楼梦》中凤姐所说那句颇为自豪的话了:“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句话,除了黄机的孙女,洪昇的妻子黄蕙敢说,黄蕙的丈夫洪昇敢写,其它任何家族的任何人说不出也写不出!

2015年12月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