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敲响了“南屏晚钟”?——《红楼梦》宗教成因初探
文章作者:姬健康 发布时间: 2017/7/25 浏览:312 字体:

“南屏晚钟”,喜欢旅游的人都知道它是我国著名风景胜地“西湖十景”之一;“南屏晚钟”,它还是中国一首著名流行曲的歌名,几乎人人会唱,作者陈蝶衣,还是我国最早《红楼梦》电影之一的编剧。“南屏晚钟”与《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这个“南屏”虽然是座山,但它只是“晚钟”的前缀词,提示了地点,即指西湖南岸的南屏山——山脚下净慈寺的梵钟声。梵钟与宗教紧密相关,就是本文要说的主题。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巅峰之作,这是毫无争议的。“巅峰”在哪里?与其他作品区别在哪里?大师、专家的话并不是可以被奉为唯一的标准答案,因为你以历史上不存在的、虚拟的“曹雪芹”为著作权人是找不到正确答案的,结论只能是你自己的“发明创造”。我们抛开著作权人争议,就事论事,《红楼梦》在写作上有两大特点,一就是作者熟练运用戏曲创作的手法,立体化地塑造人物,“戏曲化”地铺陈故事,戏曲元素从头至尾贯穿始终,从而使整部作品生动、形象、曲折、深入人心,并与其他同类作品明显地区别开来。上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于红楼人物、红楼故事,不就是源于这些人物和故事的鲜活、立体吗?戏曲元素在《红楼梦》里的渗透、运用,土默热红学已经阐述很多了,此不重复。本文要谈的是《红楼梦》写作上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宗教在全书中潜移默化、无孔不入的存在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戏曲和宗教是《红楼梦》创作中的两大灵魂,指导和引领着作者最终创造出人类文化史上最为璀璨的巨作。研究宗教在《红楼梦》一书写作中的主导作用,就能发现它究竟是谁一手创作的,因为文学即人学,作品怎么写、怎么才能使它闪耀出灿烂的光辉?这是与作者自身经历、所处环境以及世界观的积淀是分不开的。你无法想象二十来岁开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已经具备了戏曲和宗教的全面知识,并游刃有余地运用于写作中。这是曹学家的神话。

我们知道,“宗教”是个广义词,但也可以粗线条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土的,即佛、儒、道三教,虽然佛教是外来宗教,由于其传入较早,以及发展的规模和普及性,我们已经习惯上视为本土宗教了。而另一类当然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洋教了。《红楼梦》里没有直接描写洋教在清朝的形态,但宗教往往是伴随着文化和文明的渗透的,远在汉唐,代表外来文明的洋教已经以教堂形式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明朝起就有西方传教士传教,他们带来的外来物质和外来文明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红楼梦》书中出现的波斯、法兰西、俄罗斯等外国国名和物产,虽有明清时期江浙沿海一带对外贸易兴起、繁荣的因素,但也与外来宗教在这一带建教堂、传教连并输入西洋文化是分不开的。本文不涉及《红楼梦》宗教思想的分析评论,仅就宗教在《红楼梦》中的存在、在最具宗教影响力城市杭州的存在以及宗教在洪升生活中的存在这三个方面加以客观陈述:

 

一,宗教在《红楼梦》中的客观存在(本文只论及八十回本)

《红楼梦》一首一尾,都是通过宗教人物的活动和主人公的宗教性结局来呈现的,即第一回的一僧一道携主人公入红尘,到宝玉最终出家,这是公认的全书结尾。整个故事由空空道人“问世传奇”,这一点,已经决定了全书的结构和特点是带有浓烈的宗教视角的。书中的宗教存在,是通过以下六个方面展示的:

1,宗教人物:有名有姓的计有茫茫大士(癞头和尚)、渺渺真人(跛足道人)、空空道人、葫芦僧(曾是小沙弥)、张道士、王一贴、马道婆、妙玉、净虚、智能、贾敬(长年在玄真观修持炼丹,几乎与世隔绝)等;最后出家的计有甄士隐、贾宝玉、贾惜春、柳湘莲、芳官等:严格来说,警幻仙姑也应属宗教人物,因为中国古代的神仙人物和故事与佛道两教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尤其是道教,其尸解升仙的教义完全与神仙故事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以上这些宗教人物和故事在全书中的地位、作用,无须本文评述,凡红学中人自有答案。

2,寺院庙宇:主要有葫芦庙、牟尼院、铁槛寺、清虚观、玄真观、水月庵(馒头庵)、栊翠庵、芦雪庵、水仙庵、达摩庵、玉皇庙等。这些庙宇在故事中的作用也无须本文多说,其中“葫芦庙失火”、“铁槛寺弄权”、“栊翠庵品茶”、“水仙庵祭奠”、“馒头庵得趣”等桥段红迷们耳熟能详,津津乐道,也是著书立说者们常常引用的例子。

3,重大法事:八十回本里出现的重大法事主要有两场,一是为超度秦可卿亡灵举行的消灾洗业水陆道场;一是清虚观打醮。秦可卿死亡大出殡,其象征意义已经有太多的诠释,这里不多评判,但其在《红楼梦》一书中的重大隐义是学界公认的。所谓“打醮”,是道教的一种祭神活动仪式,主要是献祭诸神,祈福平安。贾府的这次祭祀活动看似平常,但其中却描写了一段张道士为宝玉提亲之事,而宝玉的亲事是《红楼梦》的主线,宝、黛、钗的三角关系都是围绕着谁是贾府未来掌门人(当然指内室)而展开的,其中首次出现了金麒麟,这些描写为后来主人公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4,祭祖活动:五十三回贾府进行了一场隆重的祭祖活动。祭祖活动是原始宗教中祖先崇拜的延续,而原始宗教又是道教的重要源头。祭祖活动为儒家所推崇,所以就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作者浓墨重彩描写贾府的祭祖活动,其动机宣扬自己家族的显赫历史和担心家族命运是分不开的。

5,占筮活动:占筮,是“占卜”与“易筮”的合称,它是道教祈福消灾的重要法术。第四回葫芦僧向贾雨村献计时提到的“扶鸾请仙”占卜术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这种法术是在向人施骗时说出的,也可见作者对此类占卜术的态度。

6,符咒巫术:符咒,是“符箓”和“咒语”的合称,也是道教法术之一。当然宗教一般来说都是劝人向善的,但当鬼神在宗教意境中可以受人驱使时,被怀有不良动机的人就可以用来达到某种特殊目的,也就此产生了巫术。书中最重要的一次巫术之法就是由马道婆实施的,致使宝玉、凤姐奄奄一息,濒于死亡,最后还是由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解救过来。这完全是一场由宗教始、又由宗教终结的故事桥段,在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实,《红楼梦》里的宗教形态并不限于上述六种,它在故事的叙述中随时随地出现于人物活动中。由于佛、道两教在发展过程中深入民间,有许多形式和意识逐渐地演变成民俗,也就是民俗化倾向,原始的祭神祈福活动都逐渐融化成百姓日常生活之一,比如书中出现的祭饯花神、供奉痘神娘娘、火神跟前烧香、生日放生等等。红楼人物日常对话中更是常常念佛,“阿弥陀佛”之声不绝于耳地出现在贾母、刘姥姥、王夫人、宝玉、黛玉、湘云、晴雯、玉钏儿、周瑞家的、赵嬷嬷、赵姨娘等人的对话中,主仆皆用,不分贵贱,几乎成了口头禅。这些现象与红楼人物所处的宗教氛围长期熏陶有关,更是对他们的语言习惯产生了深刻影响,口头禅大多都是这样形成的。作者通过人物活动阐述的“色空”思想、禅宗观念、因果报应、谶语与谶应(含图谶——如十二钗簿册、诗谶、语谶、梦谶——如梦游太虚幻境、灯谜、酒令、戏文、海棠之死等),这一切宗教意识,都无不渗透在每一页每一行字中,构成了《红楼梦》的独特的视觉角度,这种全方位将宗教意识引领指导的写作思路和结构,是中国古典现实题材作品中绝无仅有的(鬼神题材除外)。《红楼梦》与其他作品区别在哪里?答案就在面前。而要说作者是一个没有宗教生活背景、宗教亲友往来、宗教思想积淀的人,可以断定是痴人说梦。

 

二,宗教在杭州的客观存在

有人会说,将《红楼梦》里的贾府背景放在中国的哪个城市都可以,可是作者的宗教描写似乎已将这种可能性排除了。贾府这个“百年望族”是拥有私家庙堂的,贾宝玉是有寄名干娘的,而在你想要将贾府纳入你的主张人之前,先对照一下你的主张人有没有这些宗教家庭背景?《红楼梦》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写法,决定了作者也一定有相适应的生活背景。“曹雪芹”家族“阔”的时候主要在南京,回北京后住的是“十七间半房子”,过的是“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你总不能闭着眼睛瞎说贾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生活发生在北京吧?而南京的宗教氛围和规模根本无法与杭州相提并论。所以我们还是说说杭州吧。

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的杭州,其山水秀美号称“东南形胜”,天下无人不知。但山水再美总是死的,需要与人的交融和厮磨才会焕发出美感。西湖山水胜迹的最早开拓者正是远道而来的宗教弘法者:结庵于灵隐的慧理和筑庐于葛岭的葛洪。换句话说,西湖美景誉满天下,是与佛、道两教在杭州的开拓、兴盛分不开的。早在东晋咸和元年(326),来之于古印度西天竺的慧理就在杭州西湖的西面北高峰前建造灵隐寺,《红楼梦》首回提到的“三生石”就位于灵隐寺中,“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如此明明白白的描写,全中国还有第二处地方可以代替吗?至五代吴越国时,佛教在杭州达到兴盛期,寺院多达480余所,佛塔数更是南方诸国之首。一直到解放初期,杭州的大小佛寺尚存516所,僧尼1050多人,自五代吴越国起就有“东南佛国”之称。杭州最著名的佛寺有其规模为“东南之冠”的灵隐寺,以“南屏晚钟”驰名中外的净慈寺,另外韬光寺、永福寺、法喜寺、法净寺、法镜寺、灵顺寺、秋雪庵、交芦庵、曲水庵以及近代著名艺术家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出家之地虎跑寺等。同样,作为土生土长 的宗教道教,西王母的侍女董双成、三国时的“葛天师”葛玄都曾在杭州留下其修炼的遗迹。至晋代,道教已在杭州有较大发展,最著名的就是名医“抱朴子”葛洪,他辞官后云游海内,先在杭州南屏山、龙井、灵隐、天及余杭天柱山修炼,后择宝石山结庐炼丹,并著书立说,对道教在杭州的发展兴盛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宋元明,道教在杭州得到规模发展,直到晚清才有所衰弱,但在1950年的统计时,仍有78处宫观尚存,可见道教对杭州的历史文化、民俗民风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杭州比较著名的道观有抱朴道院、福星观(玉皇宫)、慈云宫、老东岳庙、大资福庙、张大仙庙、金鼓洞道观等,更多的宫观在天灾人祸的不断冲洗中逐渐消失,如与《红楼梦》提到的名字相近的清虚观(冲虚观)、玄真观(玄妙观)等。

最后说说洋教在杭州的发展情况。基督教约于唐贞观九年(635)前后传入中国。约在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中亚薛述思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汗)的马薛里吉思在杭州荐桥门建造大普兴寺,自此,基督教的远东支派景教开始传入杭州。明末,天主教开始传入杭州。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中国的得力助手、时称天主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后两人原籍都是杭州,明天启七年(1627),杨廷筠出资在天水桥附近建教堂,就是今天杭州天水桥天主教堂前身。清顺治十四年(1657),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来杭主持天主教活动,扩建天水桥教堂,2年后在杭州病逝,葬于北郊,其墓仍存。至共和国建立时,杭州城区的大小教堂近30所,这些教会在传教的同时,也传输西方文化,举办一些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如办学等。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历史更悠久,旧时称“回教”、“清真教”,早在公元7世纪前后传入中国,是随着阿拉伯商人的来华贸易开展起来的,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主要通道,由阿拉伯半岛,经波斯、阿富汗到我国西域地区,再直达当时首都长安,这是陆路。还有一条水路,即“香料之路”,由波斯湾,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最后到达我国的东南沿海广州、泉州等地。伊斯兰教传入杭州,就是从“香料之路”带来的。自隋代大运河开通后,杭州很快就成了我国东南沿海的水陆交通枢纽。宋代时广州、泉州、杭州被指定为对外贸易港口,杭州作为丝、茶、瓷的大宗出产地和集散地,吸引大批阿拉伯商人来杭做生意,他们聚居在保佑坊、文锦坊、羊坝头一带,至元朝时,穆斯林人数已达五、六万之多,他们的宗教礼拜活动场所也就相应产生,相传唐武德年间(618—626)埃及富商欧斯曼本·阿法尼就在羊坝头出资建造了真教寺,到元延年间(1314—1320)伊斯兰教大师阿老丁予以重建,这就是今天的凤凰寺。《红楼梦》提到的波斯、福朗思牙(法兰西)、哦啰斯国(俄罗斯)、茜香国(有人考证为苏门塔腊岛上的亚齐国,信伊斯兰教,盛产香料,很早就通过“香料之路”进口中国,有一定依据),与杭州比较才相得益彰,其它地方都是有欠缺的。

宗教在一个区域里的建立、传播和壮大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它一定与本区域里民众的生活、需求息息相关,是伴随着他们的社会发展共生共荣的。本文不厌其烦地罗列杭州的这些宗教客观存在和事实,证明杭州在我国东南一带城市具有独特的宗教规模和地位,民众吃斋念佛、祈求神灵保佑的意识更浓烈,更兼有西溪这样自古就产生的天然避世胜地。杭州历来高僧辈出,名寺收藏有珍贵的贝叶经书,各类梵志、寺碑等历史文献遗存保护完好,多达几百处的大小寺院教堂座落于城市、名胜之间,更多的原属于宗教活动的如放生(重大节日、生日的放生活动)、寄名(小孩出生后的认寄爹、寄娘仪式,一般只认出家人,为的是保佑平安,据史料记载,此风俗清时杭州更盛)、香市(西湖香市唐宋时就已形成,起于花朝节,即农历二月十二日,尽于端午)、庙会(杭州庙会遍及城乡,吴山庙会规模最大、历史最久;一般在菩萨诞辰期或神的忌日)、求签(杭州旧时占卜求签、测字、算命、相面等活动盛行,从业人员众多)等逐渐融化为民俗活动,以至于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悠远的梵钟和缭绕的香烟中。只有在这样的宗教气氛中熏陶出来的作者才能写出《红楼梦》里那样的宗教色彩人物和故事,这是符合客观规律和客观事实的,是科学的结论。

 

三,宗教在洪升生活中的客观存在

红学家考证说《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但“曹雪芹”与宗教的“史料记载”为零,于是他们发明了“隔代考证法”,即以考证曹的爷爷曹寅的生活来代替其孙子,这种方法可以说是红学领域全方位的研究方法,当然包括了“曹雪芹”与宗教的关系,而全然不顾曹寅与“曹雪芹”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曹寅死时“曹雪芹”还没出生。就好比今天有人研究周令飞(鲁迅之孙)不达而去研究他的爷爷周树人,这两者之间能划等号吗?能得出准确、公正的结论吗?这种“隔代考证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是反科学反客观规律的,也只有发明人自己相信。即便如此,无论是南京还是北京,也没有任何证据和迹象表明“曹雪芹'是在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和环境中长大成人的。所以,研究"曹雪芹"与宗教的关系只能象隔空喊话,隔靴搔痒,处处踩空,是永远落不到实处的。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来说说洪升吧,也分三部分来说。先说洪氏家族与宗教的关系。洪氏家族祖先洪皓史称“宋之苏武”,封魏国公,赐第于西湖葛岭,建国公府。葛岭之名,顾名思义,来之于在此筑庐的东晋道教领袖葛洪。明嘉靖时改旧地为洪忠宣公祠。所谓祠堂,当然与宗教有关,旧时大家族主要大事都在祠堂进行,举凡祭祖、许愿、婚、丧、嫁、娶、寿等无不与祠堂有关。这样的话,家族成员自上到下都逐渐养成了一种宗教意识。当然这种家族祠堂在中国较为普遍,对家族成员的宗教意识培养还不能形成特殊作用。只有这个家族对这个地区的宗教场所作出过特别贡献的家族,他们族里的人才会随之对宗教产生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而宗教场所的遗存往往是这个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最为突出的标志,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洪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家族,历代有人在当地出资兴建书院、寺庙,是对杭州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卓有贡献的一个家族。洪皓、洪适、洪遵、洪迈、洪有恒、洪薪、洪钟、洪楩、洪瞻祖、洪升乃至洪承畴(洪适后裔)、洪秀全(洪皓第二十八世孙)等,都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凡杭州豪族无可匹敌者,是真正的百年望族。元末明初,杭州洪氏第十四世洪有恒迁居洪家埭,并坚辞国子监丞官职,归隐西溪,潜心理学,建洪氏宗祠,宗祠规模很大,堂屋院内廊柱刻有“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明纪祖孙太保五尚书”联,正殿则挂有“天运灵台”匾和“宋祖传世郡敦煌,圣授御铭三瑞堂”联。可惜该祠于1975年拆毁。洪有恒孙洪钟,号两峰居士,历任刑部主事、安抚使、按察使、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工部尚书,进太子太保衔,但其七次上奏章乞归。辞官后筑两峰书院,教人读书;道仁土地堂约建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洪钟主持重修扩建,易名道社庙,就是今天的广福寺。洪升曾祖父洪瞻祖,号清远山人,曾任兵科给事中、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等职;辞官后归家隐居四十多年,于西泠桥下筑别业巢云居,倡导和资助西溪的宗教文化建设,如重修法华寺、永乐庵等。到了洪升祖父、父亲这一辈,可能由于家境等原因,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哪一位洪氏传人再出资修建寺庙,但洪氏家族对杭州宗教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正象《洪氏家族与西溪湿地》一书如下一段话所说的:

 

洪氏文化遗存是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溪湿地的许多文化传统、民间习俗以及家族,直接源于宋明时期的洪氏家族。历史上,在秋雪庵(就是《红楼梦》描述的“芦雪庵”——笔者注)等许多西溪湿地的文化设施建设中,洪氏家族都给予大力资助,或也是直接的建设者。

 

这就是说,秋雪庵等寺院,也可以说是洪氏家族的私家庙庵。广福寺、法华寺、永乐庵等寺庙是由洪升的祖上出资修建的。西溪湿地的诸多寺院,历史上都是私家产业,如“绿天庵”就属沈氏家族的(沈用济、朱柔则夫妇)。这与大观园描写的贾府私家寺院是一致的。我们来读一读《红楼梦》第十五回的一段描述:

 

原来这铁槛寺原是宁荣二公当日修造,现今还是有香火地亩布施,以备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

 

这一小段描写,透露了贾府的两个信息:铁槛寺是由贾家的老祖修建的,当然栊翠庵、芦雪庵等大观园里的寺庙更是贾府的私业了,从中可以看出贾府的家世背景非比寻常,家族有崇佛尊道的传统和信仰;二是家族中如有人去世,一时不能葬于祖坟,可以便于在此寄放,如秦可卿。第一个信息与洪氏家族完全吻合,第二个呢?洪升家里有没有亲人去世后寄放寺庙的情况发生呢?洪升二弟洪昌去世后,曾写给小弟的诗《寄中令弟》中这样写道:

 

关山相望双游子,风雪恒饥二小男。痛汝仲兄飘泊死,二棺五载寄僧庵。

 

请看,洪昌夫妇的棺椁由于没能归葬祖茔,竟然在寺庙里寄放了五年。书中描写都与洪升家族的情形完全一致,难道都是巧合吗?“曹雪芹”或别的什么家族有这样相同的情况发生吗?有记载吗?还是专家学者们的推理想象呢?洪升就是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长大的,祠堂、寺庙,这些原属于宗教的活动场所,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在潜移默化中都显得平常,但不知不觉地致使个人的语言、意识、行动指南都已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这才会顺其自然地反映到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中,你会认为《红楼梦》的宗教色彩是刻意描绘的吗?不是自然地流露吗?

宗教环境只是一方面,接下来我们再谈谈洪升与宗教人物的交往情况。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友不但能审视一个人的价值观、爱好,也能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和愿景,也就是他最终会向往或走上什么道路。翻阅有关洪升的史料记载,尤其是通过他的诗文,我们可以将与他交往的人分为四类:一类是亲人,一类是师长(含官员),一类是文友,一类是宗教人士。亲人如妻子、兄弟、表亲,可以说不会影响和左右他选择走什么道路;文友之间主要是唱酬、送别、感叹或探讨各类问题,对人生也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师长对一个人的成长、成熟影响很大,洪升一生中有许多师长,如毛先舒、柴绍炳、陆繁弨、王士祯、李天馥、梁清标等,但这些师长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给予知识的、正统及道义上的教诲更多一些,很难触及你的内心,而宗教友人往往会触摸到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用他们最适宜的方法抚慰你受伤的灵魂。洪升一生中曾与诸多宗教人士交往,对他影响较深的有如下人物:

具德大师(1660—1667),明末清初著名僧人,号具德,名弘礼,俗姓张,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张氏为越州巨族,著名文学家张岱为其族兄,从小随父移居杭州。初于吴山紫阳洞拜师习道家的修炼导引之术,后至普陀山宝华庵修习《楞严经》。在会稽、维扬(今扬州)、高邮等地开坛说法。明末隐居云门山,与理学大师刘宗周为方外交。后又住持杭州灵隐等寺,1667年10月圆寂于维扬天宁寺。洪升与其交厚,撰有《宿灵鹫山》(具德应邀主持天宁寺,洪赋送别诗)、《鹫岭茅舍诗,戏简具德上人》等诗。

豁堂禅师(1597—1670),明末清初著名僧人,法名正岩,字豁堂,号隋山,晚号南屏隐叟,俗姓郭,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十岁入灵隐寺充行童,十五岁挂单游方,遍访名师,终为三峰法藏师印可(即认可,禅宗多用之“顿悟成佛”),受横山宏成衣钵,主持杭州皋亭显宁寺,后迁主灵隐寺,再席净慈寺。有诗及语录行世,撰《谷鸣》、《彩云》、《同凡》诸集。与洪升老师毛先舒往还甚密。因洪升少年时曾在净慈寺读书,所以也是洪升师长之一,与其交谊深厚,晚年归杭后,著《游净慈寺追怀豁堂和尚》诗,读中称“忽到东林下,凄然忆远师。”将其敬为师长,比作南朝高僧慧远,可见豁堂对洪升世界观的影响。

俍亭大师(1615—1684?),明末清初武林(杭州)名士、僧人,原名徐继恩,字世臣,号逸亭居士;46岁出家后,名净挺,字俍亭,为佛教禅宗南宗五家之一曹洞宗云门一系。能诗文,与“西泠十子”多酬唱,著《十笏斋诗钞》,他也是洪升少年师长之一,洪的诗风颇受其影响。洪撰有《初阳台望日出歌和俍亭大师》、《秋日新霁入河渚访俍亭大师不值》等诗。

借山和尚(1680年前后在世),法名元璟,字借山,又字红椒,号晚香老人,浙江鄞县天童寺僧人,原籍浙江平湖。早年出家,悟性空灵,儒释兼通,游历南北。曾于杭州结“西溪吟社”,与同代名家沈德潜、王士祯、朱彝尊、洪升等交好,切磋诗词。以诗名受知康熙帝,诏居京师,作《京师百咏》。多年始放归。晚年住家乡平湖当湖湖畔化成庵,有《完玉堂集》存世。洪升诗《送借山和尚入都》赠别。

恽南田(1633—1690),原名格,字寿平,后改字正叔,号南田,别号云溪外史。他是中国明末清初的著名书画家,常州画派的开山祖师,清六家之一。他出生于江苏武进的世族大家,一家为抗清志士。父亲在福建抗清失败后潜至杭州灵隐寺出家为僧。一次偶然,恽南田在灵隐寺与父亲相遇,在主持具德大师帮助下也留寺当了和尚(其中故事曲折复杂,因与本文无关,不提)。洪升与恽南田交情深长,初入京师时恽即赠画、扇及赋诗送行,洪也有诗赠恽,如《逢恽南田感赠》、《寄恽正叔》等。

与洪升交往的杭州僧人还有半闲上人、句元禅师、息心上人、石林上人(德风禅师)、恬庵(钱塘名僧)等,本文略。下面主要介绍一位与洪升交往时间最长、对洪升后半生思想观念影响最深、也是友情最深的盘山高僧拙庵大师,有文字证据表明,他最有可能就是《红楼梦》立松轩本上留下的批书人“立松轩”、“松斋”、“杏斋”的原形(有关证据可参看本博《“立松轩”即为拙庵辅证一则 》一文)。

智朴禅师(1636—?),清初名僧,字拙庵,又称“智朴和尚”、“拙道人”,其双重身份与《红楼梦》里“空空道人”改名“情僧”的情节相符。俗姓张,徐州人,原为洪承畴军中一名高级将领,兵败后出家,康熙十年(1671)结庐于盘山青沟禅院(又名盘谷寺)。智朴深得禅机,又工诗善画,名扬天下,深得康熙赏识,每次去东陵祭祀都要顺道上盘山与智朴唱和,并留下碑文墨迹。智朴广交清初名士,王士祯、朱彝尊、宋荦、曹寅等人与其都有诗文往还,而交情最深、唱和最多的当属洪升,有其编撰的《盘山志》为证。洪升分别于康熙二十年(1681)、二十九年(1690)两上盘山,会晤智朴,尤其是第二次上盘山,是“演《长生殿》招祸案”发后不久,洪升遭遇人生中毁灭性打击,斥革逐归,永不录用,且“家难”未除,处于留不是、走不是的两难境地,可以说是生命中潦倒失意、万念俱灰,已无以复加。所以这次上盘山是有出家避世的打算,这在“盘山诗”中都有流露。经过智朴的劝慰、疗伤(这种劝慰不一定用语言),再加上“妻儿待米难淹留”,最终洪升是下山了,但在盘山青沟禅院(《红楼梦》书中取谐音“青埂峰”)的趺坐、感悟,对他此后的行迹、创作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深远和决定性的,不然,中国文化史上很可能不会出现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巨著《红楼梦》。《红楼梦》里广泛存在的宗教意识、鬼神观念、出世思想都与作者关键时间段上盘山、亲聆高僧抚慰、引导是分不开的。

与洪升交往的还有诸多隐逸人士,如徐虹亭、孙豹人、陈康侯、胡彦远、杜于皇、周青士、张竞光等,他们皆游离于尘、仙两道,与山水、诗文为伍,甘于做散谈之人,对洪升人生观和艺术观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了解一个历史人物,最主要的直接途径当然是他留下的文字。除了在洪升的重要著作《长生殿》、《四婵娟》、书评如《女仙外史》批语、序文如《扬州梦传奇序》等文字中审视其宗教、避世等思想外,我们在其诗词中更能看到他与宗教的紧密关系,据笔者初略统计,在他现有留存的文字中有如下与宗教密切相关的诗词、散曲(以上提到的除外):

 

《灵隐山同句元禅师》、《坐报国寺古松下忆父作》、《游仙曲》(颂道教的诗)、《游灵隐寺》、《夜集广宁寺》、《吴元符进士游仙诗》(道教诗)、《伯俞庙》、《颍考叔庙》、《题陆荩思绕屋梅花图》(内含僧、梅故事)、《滁州道中经关山庙作十八韵》、《游葛仙祠陪黄太宰》、《寄黄鹤岩祠部使芜湖》、《仙人洞》、《韬光庵同殷仲弟》、《怀陈康侯处士楚中》、《僧寺晓起》、《圣母宫》、《赠修道者》、《夜宿永安寺》、《赠佛日寺半闲上人》、《露筋祠》、《暝投息心上人禅院宿》、《游乌回山寺》、《竹隐寺坐雨呈禅师》、《多景楼》(镇江甘露寺内)、《雨中同王少詹投野寺》、《奉陪王昊庐先生游盘山八首》、《草庵》、《青驼寺》、《登所恩寺塔怀古》、《长干寺逢宛陵阮于岳侍郎》、《重过南屏僧舍怀陆冠周》、《十方庵即目示上人》、《秋夜静德寺同徐灵昭》(与为《长生殿》审音协律的徐灵昭同宿寺院,可见道同)、《承恩寺》、《元福观》、《与句元上人别》、《盘山独行至僧舍作》、《舞阳侯祠》、《封公洞》、《废寺基》、《同石林上人宿净业庵》、《游弘济寺晚归作》、《赠张存父隐居》、《通元观》、《南山晚归》(提到法相寺、太傅祠,感怀)、《壑庵》、《昭庆僧房访黄补庵不值》、《同高巽亭游法相寺》、《黄鹤山追悼王叔明处士》、《山阁夕眺简恬庵》、《清沟禅院》、《游盘山寄拙庵大师》、《由青沟越山至云罩寺,登舍利塔眺望》、《别盘山》、《拙公相送,临别口占》、《净业庵后夕望》、《青峰庵》、《留别拙公》、《同拙公山行联句》、《秋日南屏怀王丹麓》,智朴的《盘山志》中留存的洪升诗文更多,此不一一罗列。

 

洪升诗文笔者皆有通读,知晓其中涵意,所以不会乱点鸳鸯谱。其实洪升诗文中孕含宗教意蕴的远不止以上这些,经过分析整理可以研判洪升的宗教观和鬼神观。如果说洪升与宗教人物的长期交往对其人生观的形成、对《红楼梦》的写作所起决定性作用还不够有力的话,那么,本文最后谈谈洪升与宗教的最直接关系。据确凿的史料、诗词记载(如《稗畦集·题画》诗“烟树渺无际,不辨南屏山。旧时读书屋,指点在其间。”),洪升青年时期曾与二弟洪昌、友人陆冠周等一起在南屏山下的净慈寺读书,平时就住在僧舍里,天天与僧人为伍,当然或有作为宗教人士的主持、高僧讲课,同学之间遇到问题还要讨论,这在洪升的诗词中都有所反映,我们可以来读一读这首诗

 

湖南古寺忆论文,日对青山坐白云。各以一身频寄食,遂令廿载半离群。......(《送陆冠周擢第南还》)

 

“湖南古寺”即南屏山下(西湖的南面)的净慈寺,“忆论文”就是回想起当年在僧舍读书、讨论文章的往事。这与《红楼梦》第二十二回里描写的宝黛钗笑论参禅顿悟之道不是一样的情景吗?完全符合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客观规律,而对于“曹雪芹”之流在没有任何史料证据作支撑的情况下,只能任凭曹学家自我发挥,无限拔高了。

大家还记得吗?洪升有别号“南屏樵者”,这里的“南屏”与豁堂禅师的别号“南屏隐叟”一样,显然不是指南屏山,而是指南屏山下梵钟声中的净慈寺,宗教的意味甚于地名。洪升给自己起这一别号,无疑与南屏僧舍的读书生活有关,与洪升晚年日益浓烈的出世思想有关,与《红楼梦》全书流溢的宗教意识有关。

以上陈述的宗教在 《红楼梦》、杭州、洪升三者之间的客观存在,是有机的统一,是一根藤上牵缠着的瓜秧,是互相依存、互相支撑的,如果我们真正用科学的、讲逻辑的观点加以分析,是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的。

 

僧楼高枕看雷峰,此地曾偕陆士龙。湖面花开凉醉酒,山头月出静闻钟。......(《重过南屏僧舍怀陆冠周》)

 

宇宙万物,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来有因,去有痕,不可能凭空产生。《红楼梦》宗教色彩、宗教意识和宗教视角的客观存在,来之于有“东南佛国”之称的杭州,产生于别号为“南屏樵者”的洪升之手,是最接近事实的结论。通过本文的客观陈述、对比,面对宗教记载为零的满人“曹雪芹”,以及曾在僧舍苦读、遭遇人生挫折后欲一心出家避世的洪升,我们不禁要问:是谁,敲响了《红楼梦》这座“南屏晚钟”?你的答案还不明确吗?

 

                                                                                          2017年7月24日草于鹏城

 

 

 

附录《“立松轩”即为拙庵辅证一则 》一文》:

土默热教授著有两篇文章:《靖本、明远堂、拙生考证》、《立松轩·杏斋·空空道人》。虽为两文,实考一人,以史料、实物、文本互为参照、对证,以时间点为基准、范围,以逻辑推理为科学手段,以无法推倒的结论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靖本、明远堂、拙生、立松轩、松斋、杏斋、空空道人,它(他)们都指向一个人,就是明末清初京东盘山青沟寺住持智朴和尚,释名拙庵,俗称拙和尚、拙道人。此人诗文俱佳,撰有《盘山志》一部,与清初的诸多大文人都有诗文酬和往来,更是大戏曲家、大文豪洪升的知音。洪升因遇“演《长生殿》招祸案”后万念俱灰,就是到盘山逃禅的,以冀寻求心灵慰藉,智朴给了他许多抚慰,《盘山志》及《洪升集》两书上都留有洪、智两人的多篇唱酬,可以为此说作证。

考证拙生、松斋、杏斋、立松轩究为何人,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回答是肯定的。只要定位准这些《红楼梦》残本、孤本遗留下的人物信息,就可以证明土默热红学为我们解开的红学之谜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现今的《红楼梦》著作权人争议中,只有洪升与智朴有过交集,同时就为洪升的著作权作了有力的辅证,这是毫无疑问的。

读了土默热教授的两篇文章后,笔者就想起了曾经浏览过的洪、智唱酬诗,其中洪升都恭敬地称智朴和尚为“拙公”,如《拙公相送,临别口占》、《留别拙公、《同拙公山行联句》等诗,可见朋友们尊称拙庵为“拙公”是很平常的,但拙庵不会称自己“拙公”,所以他自己刻有一枚“拙生藏书”的印章就显得非常的贴切和自然。这是其一。

《红楼梦》批语中还有署名“松斋”、“杏斋”的批语,土默热教授考证实为一人,还是智朴和尚,因为盘山的松树和杏花是它独有的植被特征,松、石、水称为盘山三绝,杏花是它的主要花卉,请看洪升专咏盘山的诗:

 

                   松树峪(在盘山——笔者注)

盘山石结成,松峪独有土。此中既沃壤,开田作场圃。

黄犊晓耕云,绿簑春带雨。遥听布谷鸟,杏花满村坞。

 

                      山中杂题(三选一——笔者注)

泉声三里五里,松影千层万层。红杏山山迎客,白云寺寺寻僧。

 

从以上随便选录的诗里,我们立马就可以感受到长年身处在松树和杏花之中的智朴和尚完全有理由拥有“松斋”和“杏斋”这样的化名。当然,还是会有很多人将信将疑的,可是他们别忘了,作出这样逻辑推理的前提是要有内在的因果关系的,详见土默热教授的有关考证。这是其二。

接着,我们再来读一首洪升在盘山与拙庵道别时的口占诗:

 

             拙公相送,临别口占

老僧立松根,游子下岩际。挥手复回头,白云路迢递。

 

这首诗,是土默热教授考证“立松轩”即为拙庵最为有力的佐证,理由有三:

1,全诗充满了画面感,尤其是弥漫了一层淡淡的离愁。洪升已走到了岩崖的边际,拙公还远远地站立在松树下目送好友;洪升是一步一回头,依依频挥手,象白云一样越走越远了。据考证,智朴原为明末官员,明亡后遁入空门,与怀遗民思想的洪升是有相同的政治倾向的,再加上两人才高八斗,惺惺相惜,遂成相契。这是两人小聚后的离别时刻,洪升赠予这样的诗,给智朴留下深刻印象,难以忘怀。

2,说是口占诗,智朴在编撰《盘山志》时郑重地将全诗收录于书中,以便流传千古,可证上文“给智朴留下深刻印象”这一定论。

3,智朴是为好友洪升的书《石头记》写批语,想起洪升在盘山临别时的赠诗,将其中描写智朴自己最形象的词语“立松根”拿来作为化名,是最好、最恰当、最贴切的名字,不仅代表了自己的身份,就是好友洪升地下有知,也可笑慰九泉了。

当然,“立松根”之“根”不宜作名,换之以“轩”,便名正言顺。这是其三。

基于上述三点,洪升的盘山诗完全可以为土默热教授考证“拙生、松斋、杏斋、立松轩”所作结论的辅证,如欲驳倒,喊口号和回避都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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